你触碰了我 - 北斗六星网

公元819年，唐朝宪宗皇帝要在凤翔迎取佛骨，送到内宫瞻仰供奉，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隆重的事情，这位宪宗较之本朝的前几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也是热情不减，佛教界有这样一位BOSS鼎力支持，自然馨香祝祷，趁机借题发挥，推波助澜，文人墨客、吃瓜群众也是趋之若鹜，敬佛日诚。这让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实在看不过去，拍案而起，写下了著名的《谏迎佛骨书》。韩愈的文章，后人对之褒贬不一，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如其所说“闳其中而肆于外”，说理透彻，词恳意切，以气御文，势如破竹，读起来很痛快，比如这篇《谏迎佛骨表》。韩愈递上去这份奏折，当时宪宗崇佛正在兴头上，这篇文章等于兜头一盆冷水，结果宪宗龙颜大怒，差点要治他的死罪，后来大臣解围，才贬谪潮州刺史，这时韩愈已经五十二岁，五年后，他就郁郁而终了。

现在我们回头分析一下这篇文章的结构，第一部分是追溯历史，上古皇帝不信佛教，照样得享遐龄，活的滋润。韩愈是儒家孔孟之徒，开口闭口都是圣人如何君子如何，行文一上来远溯三代之“鸟生鱼汤”，这都是应有之义。“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这一段论证无非是说，不信佛教，长命百岁，信了佛教，不得好死。韩愈急于抵拒夷狄之法，心直口快，犯了大忌，皇帝看了第一段估计就动了杀心。　第二部分韩愈批评本朝对佛教的痴迷，当然板子打在臣子屁股上，不过他忘了，自太宗始，一直到玄宗，对佛教大力弘扬，国力昌隆，四方来朝，尤其武则天时期，佛教达到空前的鼎盛，武则天本人活了82岁，是寿命最长的皇帝，光这一条就推翻了文章第一部分的论断。

关键在于第三部分，此文重点就体现在这一部分，韩愈排斥佛教，主要是因为佛教迥异于儒家伦理道德，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形成君臣纲常的统治秩序，这样才好举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呵呵。佛教则不同，“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信徒，行为举止，悖于人伦，“焚顶烧指”、“断臂脔身”，实是伤风败俗。故而韩愈看来无异于孟子笔下的无父无君的洪水猛兽、歪理邪说，遂建议宪宗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佛教自西域传到中原，虽然有汉明帝敕造白马寺接纳，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和支持，但一种新型的宗教传播到异域，要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总须一个过程，汉魏之时，禁止百姓出家，文化上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佛教发展还依附于儒道，僧侣以也以胡僧为主。后汉室倾颓，儒家式微，魏晋时期佛家与玄学合流，在南北朝时期得到有力的支持，发展顺利，没有遇到文化上的阻力，到隋朝两帝大力支持，再到唐朝经太宗、高宗、睿宗等帝的扶植，在武后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刻经、传译、建寺、造塔各方面都大规模的开展，大量印度佛教经卷得到翻译，本土佛教论著也得到印刷出版，佛教的相关典籍堪称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从京城到各地，寺庙林立，直若如雨后春笋，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云台宗、密宗等各种佛教流派开始形成影响力。我以为韩愈上奏谏议，抵拒佛骨，是中华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碰撞的一次前哨战，尽管此前历代朝野对佛教都有一定的争议，但文化上的碰撞、儒家排斥佛教这一次绝对算得上旗帜鲜明。他在另一篇文章《原道》中说的更明显：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佛教是蛮夷的东西，我们拿来奉为瑰宝，那我们早晚也会成为野蛮人。

可惜的是韩愈排佛，局限性也似乎明显的。尽管他是饱学之儒，“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编”。（《进学解》）但他对佛学了解不多，他热衷功名，怕没多少时间投入佛学钻研，他终究不是印度的商羯罗，本文并没有从佛理上进行批驳，仅仅是站着儒家正统的立场上对佛教加以攻击，不免失之浅陋，缺少力度。他死后过了18年，唐武宗开始了一项全国性的禁佛措施，武宗禁佛，打击力度很大，做到了韩愈渴望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的程度，韩愈若泉下有知，一定抚掌而笑，不过他不会明白，帝王禁佛毁佛，纵然理由万端，也肯定不是出自文化上的考量。

佛教进入中国，自汉朝以后，都是靠皇帝扶持积极上位，背靠大树好乘凉，从五胡十六国到隋唐两朝，皇室与佛教如胶似漆卿卿我我，一直是蜜月时期，佛教似乎也始终渴望找寻着中国的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有帝王支持，确实能顺水推舟，传布发展可以一日千里，弘扬佛法都离不开经济，建造寺院需要房产证，砌砖造塔、香油灯火消费都离不开银子，经卷的翻译抄写都需要人手，发展僧侣队伍形成宗教组织，那也得埋锅造饭管人柴米油盐，若能得到信仰佛教的帝王出面支持，那么这些都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佛教徒不懂得中国古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曾经上古有个颛顼帝，来了个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世俗皇权开始崛起，在此之前，上古先民中担任祭司的人都是天地鬼神与凡人之间的中介者，负责沟通天地，传达神旨。但颛顼绝地天通之后，他做了大祭司，将皇权和教权一手独揽，而将祭司巫觋撤换成第二梯队，逐步边缘化。从此作为凡人的世俗皇权开始挺立，挟神权而令诸侯：你们这些搞祭祀的宗教人士，你们烧香磕头也好，跳大神玩天眼通也好，随你怎么玩，但别碰了我权力的乳酪！（关于从神权到皇权的过渡，可参看弗雷泽的《金枝》）

佛教徒不明白传教若和帝王联姻，固然往往可事半功倍，但若帝王一朝翻脸，那结果必然是灭顶之灾，中国历史上就有四次帝王废除佛教，迫害教徒的事情，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宪宗李纯和后周世宗柴荣，后来佛教徒都用“灭佛”“灭法”的字眼形容，可见怨怼之深。奇怪的是韩愈《谏迎佛骨表》中并没有提及前两次禁佛事件，当然，他多半不明白，帝王排斥一种异邦宗教，肯定是出自政治、经济上的考虑，出发点是统治的稳固，相反，文人议政，多半是从文化的角度，不免流于皮相之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倒提到一句礼佛的弊端，很有分量：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大意是举国热衷佛事，从事生产的太少，而白吃白喝的太多，如此早晚吃尽当光。

佛教得到帝王的支持，原典大量翻译、梵宫广为建造，宗派趋于成熟，百姓信徒日增，但高深的佛学国人理解上力有不逮，往往无人问津，佛经虽连篇累牍地译出，却多半束之高阁，尽管皇帝本人也笃信佛教，比如唐太宗好唯识宗，唐玄宗好密宗，但传到民间能够流行的，不过是净土宗、禅宗等简易法门，信佛的民众传诵的也就是《心经》《坛经》《金刚经》几种，文化上佛教并不没有被帝王视为歪理邪说的根据，帝王禁佛，算的都是经济账，佛教发展到一定程度，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据《南史》，当时梁朝大臣郭祖深上疏就提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唐朝狄仁杰说：“今之伽蓝，制于宫阙，穷奢极壮，画缋甚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张籍《送朱庆余及第归越》诗：“有寺山皆遍，无家水不通”。（徐连达《唐朝文化史》）广建佛寺，木材、石料、金属、布帛耗费惊人，先帝订立的宗教保护政策，到最后成了当朝难以承受的重负。

佛教的发展，僧侣队伍日趋膨胀，佛教徒免于徭役，高僧大德不多，花和尚倒是不少，有的迎合民间需求，大作法师，招摇撞骗，有的被封了官职，做到司徒、司空和将军，直接干预朝政。佛寺经济免于课税，自行收租和放高利贷，国家财政少了一项收入。在中唐时期，全国“大中型寺院近5000所，小的庙宇有4万余所，僧尼近30万人，拥有15万寺院奴隶。全国寺院共占有数千万亩的土地，……”（李国荣《帝王与佛教》）佛教寺院的发展，已形成一种庄园经济，对皇权形成了威胁，皇帝当然不能容忍：你动了朕的乳酪，朕岂能容你？！帝王禁佛的成果是显著的：拆毁寺院，木材石材另作他用，或者改造为民居，派上正用；烧掉佛经，毁掉佛像寺塔，金像、佛钟都消融了，用于铸造钱币；寺院财产全部充公，田产收缴国库，哈哈，发了一笔；和尚全都还俗拉去从军，尔等平素自谓能降妖除魔，正好在战场上大显身手，至于尼姑一律还俗该生娃的生娃，提高出生人口，相夫教子恪守妇道。

所以说，推广佛教也是需要经济财力才能玩得起的游戏，唐朝诸帝崇佛，人傻钱多，请高僧、造石佛，花的都是大把大把的银子，以长安的大慈恩寺为例，有十余院，房屋有一千八百余间，日常居住僧徒有三百人。武则天造佛像“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内，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都靠国民经济的支撑。盛唐之时，可谓“穰岁之秋，疏客必食”，到了中唐经济捉襟见肘，自然是“饥岁之春，幼弟不让”，统治者当然要杀鸡取蛋，何况佛教这只老母鸡已经养的太肥了。所以帝王禁佛，非关文化计，跟韩愈所说的华夷之辨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