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头，工具也。
大凡工具，你透过它，都能了解它的主人。
我是个工具控，见到好工具，总要买下来。伐树，40公分粗的，一人蹲下，瑞典弧形锯抽送自如，三棱锥锯齿带出锯末，绝不夹锯，待树倒下，你看那树桩，光洁的像是刨过。扳子，买了不知多少，玩儿，哪有那多螺丝帽拧？我的工具有特点，都新，干干净净的。对，工具之于我，其实是个玩物。
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人认定写文章是一个人是不是有文化的唯一标识，继而在报刊上有个豆腐块便美似中举，出本书便是扬名立万了。其实这是很狭隘的认识。
写文章有啥？就是把说的话书写成文字嘛，这是核心实质，较劲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不过是林青霞穿旗袍好看还是穿连衣裙好看。所以不要招摇你的旗袍或连衣裙，你有的旗袍和连衣裙，人家也有，人家有的脸，你有吗？哈！“我的旗袍和连衣裙都不错”，千万遍地自卖自夸，你就怕照镜子！有些人以为多用用“且”就是书面言语了，有些人以为押韵一回车就叫诗了。老鼠磨牙，永远押韵。
笔头，那是乐队指挥手里的指挥棒，没拿指挥棒，他该是小泽征尔还是小泽征尔。听过小泽征尔夸他的指挥棒不错吗？只有隔壁老王的婆子叨叨“我的西瓜和东瓜都甜”。对，写错别字是文化人王婆，她就那水准，她要出诗集，会把电脑累死于脑溢血的。
别说笔头是工具了，某些时候，执笔的人都是工具！
1992年3月，我到广州出差，一天下午正在记者站老梁家里喝茶，前社长钱李仁的秘书来了，来给老钱拿北京捎来的衣服，我这才知道老钱也在广州。出发的急，呆的时间长，这才会捎衣服过来。
后来，那个春天被写入历史，钱李仁是那次南巡的随员。
回到北京，报社院里慢慢有些信息在暗暗地扩散，办公厅研究室把港台几种主要报纸的相关文章剪报整理，喉舌有针对性地回应、反击。
偶尔，高狄社长还穿着他那灰色半旧的中山装，高大的身躯压着骑着一辆28旧自行车在院里转转，灰白色平头还是那么精神！随和地和大家打着招呼。
狰狞一词，没有图解，我一直是意会。有一天，我看见高社长一个人站在食堂前的宣传栏那儿，面色十分难看，我感觉那就是狰狞。
礼堂里，中央派人宣布：高狄同志不再担任，
传闻：左了，小平不是要左。
那年，我29岁，我懂了因笔沉浮不是儿戏，这叫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