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份材料，均系戴笠亲手所写。
其一云：
“此系敌驻沪特务机关长楠本遣森政一与谈汉荣商刺宋子文答应事成给与酬金之证明文件，应妥为保存。涛。3.30。”①
“涛”，即戴笠。这份文件，系戴笠交待他人注意留存日本特务机关谋刺宋子文的相关证明材料。考虑到刺杀阴谋发生在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文件所署日期“3.30”，可能是1938年3月30日。戴笠所提及的“证明文件”，并未附在该材料之后，而是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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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戴笠交待他人注意留存日特务机关谋刺宋子文的证明材料
其二云：
“甲，日方 今日已开会决定两百万款子，一百万折子一百万现款。此百万现款在事前先付，但乙方部队（别动队）已否集中闸北，应在未付款以前有所表现（信号）
乙，谈称 今天陈司令派我来，在百万圆未付。我须将贵方所说的话转达陈司令。俟晤陈司令后再行答复。甲方认可。
甲，刺宋事我已准备好三个白俄两个高丽人，完全请君（指谈）负责进行。谈当答云此事贵方既要我完全负责，则此种下手的人，须由我自找。甲说在宋、杜、王三人中，最要者是宋。此三人中如能完全办到最好，否则应刺宋。事成给十五万，先付两万，俟事成完全付清。甲说俟事成由我放汽车在白渡桥迎候，送去日本。谈当答以此事最少应先付五万，甲说明日与楠本大佐洽商后在下午二时答复，对下手人选亦不坚持，惟须俟明日一并答复。
在九月卅日下午四时晤商时，楠本曾面允将军事上不甚重要之地区部队暂行撤退以证明渠系军事上负责人之一。
一日或二日（日期记不清）下午森政一曾语（电话）谈，市中心区部队已撤退你相信否？（据乐克明同志称市中区部队撤退系在九月廿九）”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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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戴笠手写的关于“谈汉荣”与日本特务机构谋刺宋子文等人一事的材料
这份文件也是由戴笠亲笔手写。没有注明系写给何人，也没有署名及日期。该件有可能即是前引材料所提到的“证明文件”。
这份材料披露了如下讯息：
1、参与此事的日本特务机关，是华中派遣军特务部，具体操盘者，是总务班长楠本实隆及其同僚森政一（森政一后成为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直系“森机关”的机关长，负责联络上海的特务性社团组织并提供津贴）。
2、与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接触的人叫做“谈汉荣”。该人当时已处于戴笠的控制之下。
3、谈、日双方谈了两个问题：
（1）某支由“陈司令”率领的中方部队（别动队）若能投靠日军，日方答应提供两百万资金；谈汉荣要求日方代表证明其拥有军事上的决策权，日方应允暂时调撤不重要的地区的日本部队，来证明楠佐实隆确实拥有收编军队的决策权。
（2）日方欲刺杀宋（子文）、杜（月笙）、王（晓籁）三人，尤其希望能刺杀宋，若“谈汉荣”能负责此事，事成之后，日方愿提供15万元作为报酬，并将其送往日本避难。日方本拟向谈提供刺客，但被谈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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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被日本特务机关15万洋元买人头的宋子文
“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中，另存有一封戴笠于1937年10月8日自上海发送给给蒋介石的报告，对此事作了更为完整的描述。
报告中，戴笠写道：
“有无锡人谈汉荣者，素经营日本无线电买卖。经二日人之介绍，为楠本之代表森武一（电报原文，当为“森政一”，下文误写者不再更正）运动上海别动队，为敌内应，及谋刺宋部长、杜月笙等事宜。谈汉荣自八月廿日左右活动以来，当由潘由农（原在陆京士别动队任大队长）与陆京士协议，由潘化名陈天行，伪称上海别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与楠本大佐及日人森武一陆续接洽，敌方第一次已发谈汉荣活动费五百元，旋又发潘由农别动队运动费现款一万元，正金银行支票四万元（支票未领），表示积极进行。生自五日由京返沪，适潘由农等取得敌方运动费一万元之后，交由市政府新闻检查所长陈克成转送宋部长处请示办法。经由宋部长交由生处理，并据潘由农、谈汉荣、吴文邦、乐克明等报称……”③
由“转送宋部长处请示办法”一句，似可推测：戴笠已将日特务机关这一刺杀阴谋，告知了宋子文。陆京士与杜月笙关系密切，陆既知刺杀之事，按常理杜月笙也应已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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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戴笠致蒋介石密函，概述事情始末
细读戴笠这份报告，可知：针对宋子文、杜月笙等人的刺杀计划，系日方于1937年9月26日首次提出：
“九月廿六日森武一又以电话告谈汉荣，请以最妥当法子，谋刺宋子文、杜月笙、王晓籁等，可先缴活动费一万元，事成后，另致重酬。经商议后，由谈转告森武一，谓刺王、杜可设法，刺宋较难，须详细筹划，始能进行。以后敌方未曾提起，殆因军事失利，策划目标有所变更。”④
此后，日方与谈汉荣就此事还有过至少三次商谈。其愿意提供的酬金总量是15万洋元，预付金部分，则从1万洋元提升至3万洋元。
10月5日下午，森政一密约谈汉荣。除商量别动队的倒戈之外，再次提及刺杀宋子文等人一事：
“森又称刺宋事，我们已准备好三个白俄二个高丽人，完全请你负责进行。谈即答复：此事贵方既要我负完全责任，则此种下手的人，应由我自找，较为稳妥。森当表示，向楠本请示后再答复。继森武一又称，在宋、杜、王三人中如能完全办到最好，否则应刺宋，事成后酬洋十五万元，现在先付二万元。在行刺那天，我们准派汽车在外白渡桥等候你们，行刺后可逃至该处避入虹口，再护送至日本，以保安全。谈即表示此时至少须先付五万元。森以请示楠本大佐后，明日再一同答复。”⑤
10月6日，森政一与谈汉荣再次密会，继续致力于策反“别动队”，亦再次提到刺杀宋子文等人之事：
“森又询及刺宋杜王事。谈：王是没有道理的人，我想宋、杜才是抗日的有力份子。但刺宋，你们可以酬我多少钱？刺杜，可以酬我多少钱？森：决定刺宋我们酬你十五万元，但是先付只能两万元。谈：俄国人与高丽人专门做情报或杀贩子，两面拿钱，必定不可靠。森：好！我决定请你自己去派人。这件事决定和别动队同日举行。并请你一定要办妥。谈：我们中国没有好手枪。刺宋时使用的手枪我想请你送我几枝。森：好。我决定和楠本大佐商量。请他送你两枝最好的白即林。谈：好的。”⑥
10月7日，森政一与谈汉荣密会，森告诉谈：
“刺宋事决定要做。我现在可以先付三万元。至于手枪，因为我们有记号，准备买两枝外国手枪给你。红绿弹准付款之日，一齐送来。”⑦
10月8日，戴笠将上述情报，详细写成报告，汇报给了蒋介石。
在国民政府内部，宋子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对日主战派。1937年的宋子文，早已卸去财政部长之职，在国民政府财经部门中也没有任何实职（戴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仍称呼宋子文为“宋部长”）。不过，淞沪会战期间，宋仍受蒋介石委托，坚持留在上海主持战时金融，蒋也甚为信任宋，甚至一度在电文中以宋子文“为驻沪军事代表发言人，一切战报皆经其手发表”。略言之：
“在抗战爆发后最初的几个月里，在维持上海金融市面、协调中中交农四行之间的关系、劝募救国公债等重要财经事务上，虽然蒋介石并没有给予宋子文直接相关的职位安排，但宋子文没有辜负蒋的委托，对这些‘份外’工作尽心尽力，实际上发挥了‘主持’‘负责’的作用。”⑧
杜月笙在淞沪会战期间，担任“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委员兼募捐委员会主任”。曾利用其在上海的力量，“配合国军预定的作战计划，在闸北一带要点，租赁民房，在室内密建钢筋水泥掩体，平时不落痕迹，使用时打开枪口。”还与戴笠等人合作，组织了别动队，与日军交锋。亦曾参与医疗救护等资源的协调工作。⑨王晓籁则是上海总商会会长，与宋子文、杜月笙关系密切，对二人的抗日工作有颇多支持。
以上，当是日本特务机关欲刺杀宋、杜、王三人的主要原因。既然与日方接头者“谈汉荣”已在戴笠的控制之下，所谓“陈司令”，也是戴笠所指使假扮，这个刺杀计划最终自然是不了了之。
值得一提的是，戴笠曾藉此机会，策划过针对日本特务头目楠本实隆大佐的“反杀”计划，可惜最终失败了。
据戴笠档案，1937年11月17日，戴笠曾指示下属，针对楠本的计划须坚持到底：
“十万火急上海。密。道三兄勋鉴。弟因事准今午车赴广州，明日仍回港。皓日由港飞汉。哿日由汉飞京。澄宇未悉已离沪否？楠本事务请兄与立俊兄严密进行，务达目的而后已。弟涛叩。”⑩
“道三兄”，系指军统元老周伟龙（字道三），时任特务处上海潜伏区区长，主要从事“行动工作”（即刺杀、处决任务），也兼搜集情报。“立俊兄”，即江立俊，也是军统从事具体刺杀、处决行动的特工。
稍后，针对楠本的处决计划失败。戴笠特意致电负责具体行动的江立俊，总结了失败原因，并勉励其继续为抗战奋勇除奸：
“限即刻到上海。密。衮甫同志即转立俊兄勋鉴。前楠本之未能予以制裁，是兄与本人联络不密切，对行动员掌握不确实之咎也。兄为沪上行动部份负重责之一员，当此国破家亡汉奸猖獗之时，务请兄振作精神以身作则鼓励同志奋勇除奸，尤望与道三兄披诚协商，发扬我行动工作之权威。国家幸甚。弟涛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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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戴笠指示江俊立对楠本“务达目的”；右，戴笠勉励江俊立继续为国锄奸
注释
①台湾“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144-010113-0002-075。②同上，数位典藏号 ，144-010104-0002-043。③《戴笠呈蒋中正对日驻上海特务机关长楠本实隆之反间作业》，数位典藏号002-080102-00037-001，第8页。④同上，第12页。⑤同上，第14页。⑥同上，第15-16页。⑦同上，第17页。⑧吴景平，《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03期。⑨张柏亭，《淞沪会战纪要》。⑩台湾“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144-010106-0004-068。[11]同上，数位典藏号：144-010106-00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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