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上不时有人为汪精卫鸣冤，声称汪伪政府对沦陷区百姓有所“保护”，乃其历史贡献。其中，最具代表者为“林思云”，他在网文《真实的汪精卫》中称，“如果说日本人扶植汪精卫在日战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倒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尽力‘争取’而来，而且是来之不易”，此后“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度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
“林思云”以上说法脱胎于当初汪伪人员的供词。如陈公博即辩称，汪组建伪政府，原期望日本能“使南京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南京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排除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事实上，汪伪的存在，仅仅是为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提供了便利，完全谈不上“保护”百姓。
日本全面侵华后，即实施在占领区建立伪政权，以方便统治的方针。1937年8月，日本军方有感于关内中国人“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认为“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为上策”。因此军方不同意华北日军直接实行军政，要求他们“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此即所谓“以华制华”政策①。当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宣告成立，名义上统治华北地区。
伪“临时政府”未设“国家元首”，因日军希望“华北新政权不仅对华北，而且对华中、华南方面也必须取得威信”，那么“该政权的首脑应网罗在全中国具有威望的人才”。日军为此曾试图拉拢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等北洋名宿，但都不成功。无奈之下，只好在华中又扶植了一个同样没有“元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在此期间，日方开始了对汪精卫的策动。日本内阁情报部在《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中披露，“汪精卫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自1938年夏以来，主要在香港及上海两地，与汪精卫方面的代表进行接触，探测其诚意与热情”②。由此可知，由汪精卫这位“在全中国具有威望的人才”建立伪“中央政府”，乃日方孜孜以求，而非如林思云所说，是汪自己“争取”来的。
起初，对于是否由汪精卫出面组织伪政府，日本内部是存在争议的，但后来以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为代表的意见上了上风。他认为，“汪精卫以相当大的决心决定脱离重庆政权，对此，如袖手旁观，则有可能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反之，如果汪精卫的今后行动与我方与之相呼应的工作互相配合，则蒋政权有可能遭受严重打击。另一方面，就汪精卫的经历、手腕及其一派人物而言，在收拾日中时局和建设东亚新秩序方面，不失为最有力因素”③。显然，日本扶植汪伪政权，一是对抗重庆的抗日政府，二是方便其“以华制华”
汪伪政权建立之初，其实际辖地仅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即使在这些地方，汪伪官员所有的行政权也极其有限。曾任驻汪伪“大使”的重光葵说，“汪政府内之中央政治及地方行政机构，均受日本方面之三层监督：一是日籍顾问及职员的内部指导；二是‘兴亚院’及其在各大城市设立之‘连络部’的外部指导；三是驻在该地陆海军的综合监督”④。此种情况下，汪伪中人纵想“保护”百姓，亦属无力。
1940年4月，汪伪政府刚成立时，周佛海极为得意，在其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一世也！”10月，周佛海已不乐观：“国民政府还都半载，一事无成，中日国民均将冷淡……为促进和平计，日本不宜拿得太紧，须任国民政府自由发展，且援助之。”⑤此种要求并不为日方所同情，以至在1941年，汪精卫也不得不承认，“一年以来，政治经济各种情形，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但是全面和平没有实现……在施政上，无论是行政效率，以及经济生活的改善，都受着限制和束缚，不能有充分的发展”⑥。
在日方看来，汪伪政权存在的意义，只是为其侵华服务。1940年12月，日方制定的“政略指导”，从四个方面对汪伪提出了27条具体指导意见，“使其一意协力加强帝国综合战力的各项必要措施为主要着眼点”。汪伪要协同日军，完成“军需物资的收集、搬运与供给；对军用钞票及联合银行对策之协助；提供军事作业力；收集情报；以警察和兵力协同维持治安和讨伐；关于招降工作和剿共工作之协同；关于隔绝之协同；提供国防必须物资；关于分担必要战费等”；同时还要致力于瓦解国民政府，开展“对重庆领域的封锁工作；争取重庆领域，尤其是武力、财力工作；争取中间势力工作；吸收内地物资，乃至使其枯竭工作；对重庆的破坏及特务工作等”⑦。
汪伪政权为协助日军筹措战争物资，成立了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下设米粮、油粮、纱布、五金、日用品5个“统委会”，规定37种生活必需品为统制物资。为满足日军要求，“商统会”以低价大量“收买”统制物资。曾在“商统会”任秘书的金湛庐回忆说，“自从统制之后，人们只看到几条铁路线上的军用粮车和江河水道里的军用粮船，一批又一批地飞刍挽粟，而各地粮底却日见稀薄”“沦陷区劫后农村，粮食所产不丰，至多只能维持民众自己的食用，经过‘米统会’千方百计地榨取，普遍出现粮荒”⑧。
上海一家五金店的店员颜滨，在1942年4月的日记中说，“本号的货物因受统制的影响，生意清淡得可怜，尤其是这几天几乎是完全地停顿了”，同时“据大多数人推测，法币将被强制淘汰，而将流行储备票了，所以人心大起恐慌，纷纷地以钱易货”⑨。当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规定“中储券”不再和法币等值使用，1942年3月，规定“中储券”77元兑换100元法币，5月20日改为74元，21日为71元，22日为66元，至26日又降为50元，两个月间，法币被强制贬值一半。
因汪伪推行“清乡”，有些沦陷区百姓的生活，反而不如日军直接统治时期所谓“清乡”，指的是汪伪对华中地区忠义救国军及中共军队的清剿，汪精卫亲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一方面希望借此扩展在辖区内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是封锁沦陷区经济，以满足日军对战争物资的需求。有关“清乡”的暴行，向来所言极多，这里仅仅引述江阴小商人王仲卿一家的书信，管窥汪伪政权同普通百姓的关系。
江阴人王芸芳记下了他父亲王仲卿在“清乡”中的经历，“×到祝清乡，所有家家老幼完全赶出，集在一起，听他们的训话……平时稍有仇的人，他就随意的乱敲，×不问三七二十一都拉起来，可怜遭遇艰苦磨难的爸爸又是其中的一分子……因×他将拉的人，实行他酷虐的刑罚，一般人受不过刑，就胡乱的招人，当这种情势之下，百姓都惊得面如灰纸”。她同时还说，“现在各乡镇正忙的在编保甲，写门牌，以后他来查多一人不可，少一人亦不可，并且各个人要领清乡证，到亲戚家去也要领证，回家也要领回家证。”除深受毒打外，王仲卿的生意也大受影响，他说，“乡间现在清乡，生意甚清，今年之损失，今年之生意进益，恐不足矣！在此无可奈何之时，余亦乐天知命而矣！”
从王仲卿和家人的往来信件中，还能看出，江阴自1937年12月沦陷后，在日军统治的前三年，“因农业尚能丰收，虽地方上有忠义救国军和新四军的征战，老百姓基本的营生还可维持”。反而是汪伪政权的“清乡，各种苛政，使得民不聊生，加以连年干旱，天灾人祸”，老百姓生计变得更难维系⑩。这同林思云所说的“清乡”作用截然相反。
注释
①《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446页；②臧运祜：《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③《汪精卫工作一件》（1939年1月2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第657页；④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8页；⑤蔡德金整理：《周佛海日记》（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387页；⑥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一年》，《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第345、346页；⑦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9、510页；⑧金湛庐：《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文斐编《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长2005年，第218页；⑨颜滨：《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页；⑩王正华：《关山万里情——家书中的战时生活（1937—1945）》，《国史馆学术集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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