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在城市话语完全主导人们生活的当下，农村的故事只有凄惨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人们的关注。甘肃康乐县农村妈妈杨改兰杀害4个孩子后自杀，刷新了去年毕节4名儿童自杀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冲击。但是，这种悲伤和愤怒，会和毕节儿童惨案一样，很快就被忘记，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个意外，这件事也许压根不会进入公众视野。
9月8日，这一事件最初刊登在兰州当地媒体《西部商报》上，标题为《康乐一家六口相继服毒身亡》，稿件并没有提到杨家的贫困现状，也没有涉及后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低保被取消”。当天下午，一篇《调查丨甘肃因贫致6人死亡惨案，80后母亲强迫亲骨肉喝毒药》在网上开始传播，稿件描写了杨家的危房，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了杨家低保被取消这个信息。
这篇“调查”被不同的公号刊发，都署名《西部商报》。和《西部商报》的见报稿相比，网稿内容有很多相同，但错别字很多，很有可能是没有经过编辑修改的原稿。大概，记者对报纸因为把关而删掉的内容感到遗憾，才把它发到了公号上。如果只有见报稿件，杨改兰事件就不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它很有可能在第二天就被人忘记。“因贫死亡”“强迫亲骨肉喝毒药”这样“定性”的字眼，最终撬动了舆论，但也注定了会产生争议。
她杀害孩子然后自杀的行为，是不是因为贫困？低保的取消（已有2年），是否促成她杀子后自杀的原因？对这样一起偶然性的极端事件，当地政府到底有没有责任？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当地政府的公开回应还是记者的后续调查，都还没有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证据。
杨改兰的家越是贫苦的农村，妇女的处境就越是绝望。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看到妇女哭泣的场面，邻居们前来劝慰，最有效的一句话是：“可别想不开，你看，孩子还小着呢。”有经验的长者，往往会把注意力往孩子身上引，对这些妇女而言，孩子本身就是希望，为了孩子，她们可能忍受一切，眼前的苦难算什么呢。
在杀害自己的孩子时，杨改兰的心境到底如何？她心中是何等的绝望？或者只是一种精神疾病？如今，她留给我们的是无穷的问号。澎湃新闻是少数几家到当地求证的媒体，也是少数关注杨改兰心理状态的媒体。他们采访到了杨改兰的祖母杨兰芳，那场凶案的见证人。
杨改兰坐在一边，情绪平静，还在笑着。杨兰芳难过地揪心，问杨改兰：“你做的这是啥？”
杨改兰抓住她的双手：“阿奶，我把你顾不住了。我要过我的去了，你过你的，我把你顾不住了。”
“到底咋了，有啥事你跟我说。”
“把我逼得……你谝不过（你不理解），我跟你不说。”
如果杨改兰的祖母没撒谎的话，这祖孙二人最后的对话相当重要。杨改兰差一点就透露了导致她自杀的外因，“把我逼得……”她要说的是什么，会认为祖母根本不可能理解呢？不太可能是死前几天的家庭矛盾，因为那种具体的委屈，她会脱口而出，而且势必也已经唠叨多次了。
到底是什么让她感到了“逼迫”？很有可能是低保被取消，也有可能是取消低保的过程中村民的“投票决议”（她还说了“全村的人都在告我”），让她感受到一种不公平的氛围。澎湃报道的标题是《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事前称被逼，亲属称这两年没领低保》，而每户网站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把标题简化成了《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亲属称这两年没领低保》。这种做法，忽视了很重要的新线索，仍然是想给人以更简单有力的结论，把杨改兰的自杀和“两年没领低保”联系起来。
贫困很符合人们的想象，在最初的报道中，记者甚至提到孩子没有衣服穿，冬天下不了炕。可是后续的报道，记者又发现，孩子们还没穿过的新衣服，都拿来陪葬了。杨家有三头牛，两头猪，三只羊，还有一点点存款。家里还有一辆农用三轮车，一辆摩托。和城里人甚至同村比起来，依然很穷，但是这种贫困，却和都市人所想象的那种“揭不开锅，穿不上衣服”的绝对贫困不同，贫穷只是理解杨改兰命运的一个背景，却并不是她杀子后自杀的直接原因。
杨改兰家的牛就目前媒体所披露的内容，在那个贫困的村庄里，杨改兰一家是最被边缘化的一家。杨改兰的母亲在她10岁时就离家出走了，她的父亲在村民心目中也属于一个无能之人。杨改兰的丈夫，属于“倒插门”，在农村，也是被歧视的对象。对杨改兰来说，生活中的歧视是漫长的，这很有可能构成一个压迫，两年前低保被取消，可能是这种压迫的一个顶点。
当然，这只是可能而已。我们面临的处境是，这一事件不可能有所谓“最后的真相了”。《西部商报》见报报道，把涉及贫困和低保的内容都删除了，这反映出编辑“良好的风险把控意识”，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事件的预兆：媒体的介入将是艰难的。农村低保管理的混乱，精准扶贫是否有效，对当地政府来说，都是敏感问题。
如今，中国的公共舆论，毫无疑问是建构在城市话语系统基础上的，在这样的话语系统中，农村是不可能被理解的。“贫困”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因为贫困是城市居民已经摆脱但是又害怕回来的东西。去年的毕节4名儿童自杀，公共舆论第一个认识可能是饿死，那个十多岁的大儿子在所留下的遗书上写道，“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这样的遗书让人们感到害怕，以至于质疑它的真实性。本质上，这是因为，留守儿童的绝望，城里人是很难理解的。
杨改兰的绝望也是如此。祖母央求她留下大女儿，她说：“一雪（大女儿）给你不能留，你拉到18岁人也去了过呢。”意思是说，她18岁后嫁人也要离开你。杨改兰杀害4个孩子，当然是残忍的，但是对这种残忍你又能说什么呢？一个妇女，自己种十几亩地，还要独力照顾4个子女，这种无望的生活，谁又能坚持下去？
这场惨剧让人悲哀，也让人愤怒，但是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无力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得知杨改兰向子女举起斧头的确切原因。2000年前后，农村妇女自杀高发，很多案例，具体的诱因都是生活琐事。目前，媒体还没有找到杨改兰毁灭家庭的“直接原因”，但是，即使找到了又能如何呢？可以预料，媒体讲述的重心，将从一个触目惊心的贫困故事（夫妻感情很好），转变为一个家庭不幸福故事（倒插门家庭矛盾重重）。很有可能，邻居的一句话或者孩子的一声哭泣，促使她下了这最后的决定，这样的答案，又能说明什么？
人们聚焦于她家到底算不算赤贫，低保到底应该不应该取消，于是就开始以城里人的思维，来计算她家的猪牛的价格。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周遭生活，来想象杨改兰的生活。从媒体所在的大都市，到杨改兰所在的甘肃贫困村庄，不但是遥远的物理距离，还有遥远的心理距离。“扶贫”就是这样一种思维。这个词本身决定了农村的贫困是“被定义”的，在整体上，农村不能表达自己。
杨改兰最后的话“你谝不过（你不理解），我跟你不说”，不但是给她的祖母说的，也是给这个世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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