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命相搏的写作者
冉隆中
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离世六年有余。
我是从一部名叫《神史》的小说中认识他的。
他叫孙世祥，云南滇东北昭通地区巧家县药山镇发拉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乌蒙群山之上的昭通，是云南的苦寒山区，曾经以出产贫穷、枭雄以及作家而著称。孙世祥从小既志存高远，怀揣当英雄亦或做文豪的两种梦想，刻苦研读，艰难行走，勤奋书写，孜孜以求。最终却贫困潦倒，空留悲切，耗尽生命，魂归故里。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为生存计，他先后做过教师，记者，流浪人，以及小公务员，于2001年辞世，时年未满32岁。《神史》在他辞世后第三年，经家人卖屋举债，终于得以自费出版。然而，这部凝聚了作者全部心血，以命相搏写出的小说，它的降生，却跟其作者的默默离世一样，依然是悄无声息，乏人问津。又二年，《神史》经孙家几兄弟坚韧不跋的运筹努力，也因其确实具备的特异品质，而在京城引发一点小小波澜：先是获某民间机构组织颁发的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又有某名教授在刊物发表评价极高的评论文章，再得以到某名校召开作品研讨会——当然，这一切都是以非主流的方式在民间范围展开的。《神史》的京城余波扩散到孙世祥故乡云南，已是风平浪静，水波不兴。云南同道中人，读过这部作品的已经很少，认同这部作品的人则更少。在孙世祥老家昭通，近些年存在着一个沸沸扬扬的、被主流社会认可和反复炒作的“作家群”，该“群体”也鲜有人接纳这个早已经化为云烟的乡党亡灵。
一部书，一个人，在相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有如此悬殊的反应，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2006年，我开始了《神史》的阅读。
这是一部百万言的长篇。出版时，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删去近十万字，仍有九十多万字的篇幅。我的第一次阅读，以半途夭折而告终。到2007年，再读，终于翻阅至该书第1051页。2008年，在写作本文之前，我又读《神史》。阅读《神史》，在很多时候是不轻松的，它会对很多人的阅读经验构成挑战。究其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三：
一是它的结构，呈线状与网状相交织的形态。所谓线状结构即全书着力于展现主人公孙富贵（后改名为孙天俦以及孙天主）的命运史，将主人公穷且益坚不改青云之志的高洁品性，深陷污泥而不甘沉沦的苦斗精神，做了淋漓尽致的书写。其中可以照见作者本人若干脚印和面影，因此也可以看着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史。而所谓网状结构，是指作品还呈现了孙、陈、吴等各大姓氏的家族史和乡村社会宗法关系史，并由此展开了法拉村的村庄史和滇东北城乡社会的历史现实生活长卷。对于作品线网交织的叙事结构，我的阅读体会是，当读到主人公的成长故事时，我会感同身受地或喜或悲，或痛或乐——也就是说，这种以人物命运为叙事线索展开的故事情节，是符合传统的阅读习惯的，因而也是吻合小说作为叙事文体早已经跟读者达成的某种默契的。然而作者还用了大量篇幅去铺陈每个家族至少三代人的枝枝蔓蔓，盘根错节，尤其对他们的经济关系、婚姻关系、政治关系，做了不厌其烦的交代，描写。这时候，文本的琐屑和复杂就会让人感到沉闷厌恶——谁能记住那样多的婆婆妈妈的人物和事件呢？谁又有耐心走进复杂的乡村现实去聆听那些家长里短甚至痛苦呻吟呢？然而正是在这里，家族和村庄在生活深处的真实状况，却以毛绒绒的鲜活细节质感地呈现了出来。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普通文学文本，而具有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志等多重意义和价值。作品这种大量的接近原型而不留粉饰的呈现式书写，也让很多在书中能够轻易就对号入座者感到难堪甚至愤怒——且不说被写进作品的法拉村里那些远亲近邻，荞麦山中学的营营众生，米粮坝县的大小官员，单是作品中以不多笔墨捎带着书写的“乌蒙”文坛的众生相，就足以使作品难在它的故乡找到归属之所。作者喜欢秉笔直书，基本不懂人情世故，却常怀“为天地立言”的人格理想。他所写的“乌蒙”文人，本来大多与作者亦师亦友。到他笔下，却被褪去“皇帝的新衣”。为追求真实和深刻的呈现，孙世祥舍去了书写时容易做到的顾及师友面子和表达必要的尊敬。到出书时，此部分内容基本被删节。到需要评价此书时，那些被删节的原型大多保持了沉默。而沉默，在作者骁勇好斗的故乡文坛，据说已经算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先死者最大的宽恕了。
二是它的语言，呈“白话古典和古典白话”相交织形态。我三次阅读《神史》（一次过半，一次通读删节本，另一次补读被删去的部分电子文本），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它的语言。在某民间机构为《神史》颁发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时，其颁奖词落脚于《神史》“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该词语一直被欣赏《神史》者津津乐道，也被大众传媒做成通栏标题流布坊间。类似的话还有诸如：《神史》开启了汉语写作新时代，《神史》是汉语写作的“强心剂”等等说辞。这些大而无当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大词，在我看来，其愿望和效果刚好相抵消，基本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神史》，走进《神史》，却将《神史》推向了某种“神话”。其实《神史》的语言并不复杂，也远未臻至完善，更不可能就此开创什么“新时代”。诚恳地说，《神史》的语体风格，在当代文学文本中，它确实是比较鲜见的，而在阅读经验中，它又是似曾相识的。也就是说，当你极目四望，你很难在多如牛毛的现实文本中找到它的同类；而你搜索枯肠，你又能在记忆深处找到它的对应物——你只消翻翻书架上摆放已久的《水浒传》《金瓶梅》之类话本小说，你就知道，它的来历和出处的大致方向了。《神史》的语言，既来源于民间——它将村言俚语很自然地信手拈来，放到叙事段落中去；也来源于古典，来源于作者对大量古典文学作品的消化吸收和自然吐露。当作者实现了二者的融合时，《神史》的语言就呈现出白话的古典或者古典的白话的双重况味，让有耐心的读者会从中受益。当然也让缺少耐心者和时尚读者感到拒斥。在一个普遍轻质化快餐化的所谓读图时代，一部如此沉重冗长的书，一种不合时宜的叙事语体，而且是由一个毫无名气的乡野作者所书写，要让大家都接受和欣赏它，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它确实不可多得。因为它在多数时候，其叙事做到了干净，简洁，清瘦，冷傲，奇崛，质朴，一如作者所描绘的滇东北天地浑然的山川大地。《神史》作者浑同明清话本中那些白描大师，很有节制，善于拿捏，语体有内在的节奏和律动。一个能将自己的叙述语言在百万言中保持如此高水准一致的写作者，却是一个从未发表作品的“新人”，而这个“新人”是如何修炼得道的，对于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地方文学的研究者，我感到了自己的悲哀。更让我悲哀的是，当我试图走近他，结识他时，他早已经与我阴阳两隔，而且，至今已近七年了。
三是他的题旨，呈现出极其复杂而难以言说归纳的形态。作为一部以作者自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乡和乡党为全部描写对象的书，作者不可能不去写他由衷的爱惜，真诚的亲情，美好的爱情，以及不可泯灭的纯善的人性光辉。但是作者由于置身其中，血脉和命运与乡土有着真实的全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有抱负和理想的思想者，因此当他用最大的毅力和勇气，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来反复书写这一部《神史》时，我们最终看到的结果就异常的丰富和复杂了。如果一定要简单明确地给予意义层面的指认，那么，可以说它呈现的就是一部从内到外无可阻挡的当代农村幻灭史，死亡史。我猜想，作者想说，即便农村有“孙天主”那样的杰出青年，也无法将已经走向死亡的农村挽救回来。孙天主不仅不能挽救他置身其中的乡村，他甚至也挽救不了他和他家人的命运。他豪情万丈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一次次碰壁，一点点萎缩，最终走向破灭的过程，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巨大的隐喻。在作者看来，以发拉村为代表的今日农村，已经失去自我救赎的力量和可能。农村的荒凉是从外到内，农村的死亡则是从内到外。指认这一事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要真实细腻的呈现这一事实则需要较强的艺术功力。这些，《神史》应该说都基本具备了。作者当然也想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甚至可以说，他短暂一生孜孜以求的梦想，正在于此。但是显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作品结尾，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了一段虽然苍白但却极其向往的话：“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我要使这些贫穷的地方都改变面貌，都过上新生活。”但是最终却是：孙天主随着发拉村一车青年，一车希望，一起葬送在黑暗的山谷。“太阳照常升起。它仍从无边的黑暗之海撕裂了升腾。有关事业、雄心和梦想的故事，仍在广大的人类身上展现着。只不过已不在一个叫孙天主的人身上提起而已。”看到这里，我又想起那个“汉语奖”颁奖词中的一段话；“孙世祥的控诉是有力的，也是悲怆的，绝望的。他坚韧地报道了我们中国人不忍正视的内心荒凉，以及更为惨不忍睹的合群而无耻的生活。”我以为，这一段话到是说的贴切而尖锐。孙世祥的《神史》，确实将笔触指向了这种悲怆而绝望的农村现实，并找到了农村乱象的重要根源——贫穷和失范导致的内心之乱。
读完《神史》，我无法轻松，每读一次，我都无法做到轻松。
然而更让我无法轻松的，是我所了解到的与《神史》相关的若干事实。
曾经，围绕《神史》的出版，有过一场让人匪夷所思的“苦斗”（钱理群语）。
“为《神史》的出版，孙世祥的几个弟弟孙世荣、孙世美、孙世先费尽了周折。当孙世祥的三弟孙世美把数公斤重的书稿抱到昆明的时候，出版社的一位评论家告诉他，这书没有任何价值，叫他抱回放进巧家档案馆，并且说他联系了巧家方面。”（陈正彪《孙世祥和他的〈神史〉》文汇出版社《良友丛书》2007年6月）2008年5月14日下午，在昆明一个叫“大白庙”的城中村孙世先的租屋里，我见到从巧家赶来见我的孙世美和陈正彪。我告诉他们，我读过他们所写的关于孙世祥的文章。但是，就这一段，作为出版家的评论家，完全可以说你们当时抱去的书稿没价值。直到今天，我认为他也可以这样来评价这部早已经出版的书没价值。他可以有两个角度：文学的和商业的。对于前者，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对于后者，只能说明他的判断有相当的先见之明。穿着朴实的小孙却不无狡诘地告诉了我另外的事实：“我后来又去找过评论家，我告诉他，可以拿五万元钱来出这部书。结果他态度大变，立即表示书又可以出了。”我顿时无言。
我还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说这是一场苦斗并非虚夸：书的出版真正是困难重重……书于2004年9月在删除了十万字后出版，已经折腾了三年。而孙家前后付出了将近十一万元：孙世美、孙世先兄弟俩说服了因痛失长子已经病倒在床上的父母，将一处住房出卖，还欠下了将近五万元的贷款。这个已经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农民家庭，难道不害怕被这如山的债务所压垮？他们可以说是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这本书出版！这是怎样的决心和代价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著名教授钱理群在《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文中的一段话。（见《读书》2006，8）见到钱的文章，我为一本书十一万元的出版费用感到不解。特别是，出资者，是一个已经搭进了自己的生命的写作人，而他身后，站着的并不是一个财团——恰恰是一个贫困到不可思议地步的农民家庭。我就这十一万的出版费，请两位当事人给我算个帐。孙世美和陈正彪告诉我，其实，给付出版社的费用是五万八千元，拿回的是2000套（上下册）印制简陋的书籍（需要说明，简陋一词，非我所先用。因为在2007年为某主流评奖推选作品时，我作为评委曾极力推荐《神史》。而在场的一位恰好是来自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从他专业角度提出意见，认为该书在设计和印制方面过于简陋）。其余所花的费用，则是近三年为出书的奔波，整理，打印，校对，出差，吃饭，住宿等等。这些钱，首先来自出卖孙世祥唯一遗产——那一套分得的住房。为买房，孙曾经贷款约三万。卖房所得约九万。出书共花费了约十一万——这就是钱先生所说还倒欠下将近五万贷款的来历。算到这里，我也心生出跟钱先生一样的感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让我更想不通的是，《神史》由某出版社出版时，该书责任编辑（同时也是该出版社负责人之一）以《写在前面》的文章亲自代序开篇，文章开头就说：“这是一部沉重的书，一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震撼力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的书。”也就是说，该编辑跟那位评论家编辑的眼光不同，他是完全认同《神史》的价值的，出版社对《神史》也是有清楚的研判和充分肯定的。然而就是这样一部被出版社高度评价的作品，到出版时，出版社依然向如此贫困交加的作者家属收取了五万八千元，作者家属得到的却是印装简陋的2000套书籍（在版权页上，虚张声势地印有首版5000册的虚假印数）。——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我又想起，该出版社所属的出版集团，最近对另一位以写作为生的先死者遗留的书稿，却有完全不同的处置态度。我说的是曾经一度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余地。余地在2007年10月某日于昆明家中自杀身亡。死后也留下一堆书稿。（在数量上说，远不及孙世祥。孙的遗稿，除已经出版的《神史》外，另有长篇小说《乡长》，研究著作《中国的世界战略》《新孙子兵法》，长卷散文《横跨世界屋脊》《回到扬子大江头》，以及《孙世祥诗文集》《孙世祥自传》《百年马楠》等多部，约300万字）该出版集团很快对余地遗稿做出市场判断，投资约十多万，在2008年1月，就以最快时间出版了余地的三部作品（包括一部随笔，一部诗集，一部长篇小说）。余地死时，仅30岁，应该说他跟孙世祥在年龄上不相上下。他们的遗稿孰高孰低，我认为没有可比性。惟一可比的是，他们的死法不同。余地是自杀而死，孙世祥却是贫病而亡。自杀而死者余地，一时间在媒体上（特别是在网络上）轰轰烈烈，因为据说死者还留下了身患癌症且已晚期的未亡人，更有尚不满岁的取名叫“平平”和“安安”的一对双胞，他们天真无邪的照片挂在网上，同时挂着的还有余地写得极其煽情的遗诗——尽管后来又说这一切都是一场扑朔迷离的骗局。（可以参见卿玉青《不留余地——我所亲历诗人余地自杀前后》，该书尚未出版，但是已经在多家互联网上发表）不管怎么说，余地死亡，已成事实。对于一个死者，我不想在这里说三道四。我想说的是，被出版社寄予厚望的余地的三本“文选”，好象并未给出版社带来可观效益，在各大书店，我看见它们不无委屈地蜷缩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在这一点上，也许它们并不比孙世祥的《神史》好多少。（《神史》2000册，真正所卖无几，大多已经被孙家赠送完毕。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当初那位评论家兼出版家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如今的出版社，在改制、强调经济效益等等压力之下，当然有他们的种种难处。但是，他们的判断怎么可以那样前后矛盾，那样武断和低下呢？对孙世祥和他那样的家庭，对他们认为的那样好的一部著作（“一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震撼力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的书”——这话还言尤在耳啊！），怎么就开得了口，下得了手呢？
然而这些都与孙世祥无关了。就像他在《神史》结尾时所写：“太阳照常升起。它仍从无边的黑暗之海撕裂了升腾。有关事业、雄心和梦想的故事，仍在广大的人类身上展现着。只不过已不在一个叫孙天主的人身上提起而已。”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提，关于《神史》，关于《神史》的评价，出版，等等一系列问题。我还要说的一个问题是，孙世祥这样以命相搏的写作方式，该不该，值不值？孙家父母兄弟砸锅卖屋，为出一本书，又该不该，值不值？颠沛流离后的孙家父母，如今又回到他们爱恨交织的发拉村，守望着远山上长子孙世祥的一座孤坟，过着清苦无比内心悲戚的日子。孙的母亲，年过半百，却早已经苍老如百岁老人一般。我就想，如果当初，他们选择的不是卖屋筹钱出书（书当然要出，但是出书的方式并不只此一种），而是将在昆明有很好地段位置的房屋留下，哪怕用于出租，也可以为他们的无助的残年带来可靠一点的用度啊？但是我的想法肯定太“形而下”了。孙家竟无一人同意我的观点。孙世祥在昆明凉亭打工的大弟弟孙世荣，每天要扛约十多吨的货物，收入却十分微薄。我见他时，他已经被生活的重压显得身体十分矮小了。但是他认为，花多少钱，也要出书。孙世祥的小弟弟孙世先，也在昆明打工，与女朋友的租屋小得无法转身，还兼卧室，厨房，客厅等多种功能。生活也是明显窘迫。但是，他也一点不惜那笔花出去的出书巨资。孙世美跟我说，出书，是父母和全家的心愿。而且，他此生的事业和理想，就是继续整理长兄的遗著，直到被更多的人理解，认可。这一家人，真让我倒吸一口冷气了。对他们的选择，已经理解并表示支持者当然居多。比如钱理群先生就说过：“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作者的父母，他们不仅培育了这样有出息的好儿子，而且为支持儿子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 （钱理群《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但是，即便钱先生这样说，我还是无法“形而上”起来。幸好，跟我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一个叫胡性能的云南作家。胡曾经是孙世祥读师专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孙在弥留之际到他病房探望者之一。胡跟我说，他忘不了孙世祥去世前被贫病折磨的那张脸。“那张脸上，就看得见一排白牙，而脸已经瘦得找不见了。”他说，“正因为我看到了那幅情景，我希望，孙的父母，不要继续过那样贫苦的生活。他们有权不那样过。”但是，如今，他们却只能那样过。
以命相搏的写作！从古到今，多少人在这条路上，前赴后继。我又想起了逝世十五年的路遥。我始终认为，路遥写得最好的书，不是《人生》，甚至也不是《平凡的世界》，而是他随手写出的那本叫《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谈。在延安的某个窑洞，每天嚼着干馍，不知昏晓，写啊写，一直写到自己灯干油尽，这就是我在《早晨从下午开始》里见到的路遥。尽管有人对此有过质疑，但是我宁可相信，路遥就是在拼命的写作中，加快走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感动之余，我却疑问：要想做一个优秀的作家，难道就只能如此么？文学，不是一项让世界，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事业么？而作家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却可以如此的不美好！更有无数的评论家，却在那里为如此的不美好而叫好。我随手一翻，就看到这样的字句：“写作是一种飞翔，当你写作时你会感觉到灵魂飞翔时翅翼的搏动，甚至能感觉到空气的轻微战栗。……（写作）是关乎生命的事。……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投入进去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留下的文字，所以那才是真正的文学。”什么鬼话！即便路遥可以为这样的理论提供佐证，即便现在还可以加上一个孙世祥，即便还有很多类似的孤例在前在后，但是，这仍然是不值得提倡和效仿的鬼话！如果“真正的文学”的标准就是必须将作家的命搭进去，这样的“真正的文学”，不要又有何妨？这样的杀人理论，如果真的高明，为什么评论家不先以身效仿之？我多想说一声，以命相搏的写作者，到孙世祥，就此止步吧！在这样的行列中，即便大成就者如路遥，即便小成就者如孙世祥，都是不值得效仿的。更何况，还有无数的以命相搏的写作者，他们注定了从一开始就难望路遥项背，甚至也达不到孙世祥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想起早已忘却脑后、曾经认识的一个作者：他叫王万云，上世纪80年代，这位某工厂的小工人，因为刻苦，也因为文学上的一点小才华，他在昆明文坛引起过一点注意。能将手写体变为铅字，已经是王作者最快乐最诗意的生活内容。他被自己认定的才气所迷惑了。他早早离开了工厂，离开了支撑生命的实际生活，一心向往在他看来至高无上的文学殿堂，无时无刻不感受着“灵魂飞翔时翅翼的搏动”。但是，他很快也感受到了生活更实际更严峻也更残酷的一面：靠什么养活自己？活着或者死去，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对于一个身处大都市的“作家”，这居然是一个问题！王作者孤身一人，过着食难裹腹的潦倒日子，却宁为文学“玉碎”，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时有小作品发表，不时有小稿费收入，成了他的信念，他的乐趣，他的梦想。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新世纪曙光就要到来的前夜。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夏天。面色晦暗的王，来到他最向往的《滇池》杂志编辑部，因为这里给过他一生中最多的温暖，他在这里发表过较多的作品，还有幸在这里当过几天外聘临时编辑。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已经是来这里的最后的造访。在夏天，他居然裹一件棉大衣，还索索发抖的样子，让人自然想起临死前的孔乙己。几天后，某小报颁奖，王万云榜上有名。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口气都会来现场领奖的王，却没出现在颁奖会上。一问，才知道，他在两天前，已经悄然离世。王，未婚，死时约四十余岁。死后，多年与他毫无关系的父亲，突然现身，领走了他的遗体，卖给了某医学院。
这样的以命相搏的写作者故事，讲不完，也讲不下去。不讲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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