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末的常德会战，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坚守常德城月余，全师伤亡殆尽；但因最后关头未奉指令，突围而出，致常德沦陷。蒋介石震怒，欲施严惩；军政各界，则颇有余程万的同情者。该年12月7日，在陆军大学做讲演时，蒋介石曾对学员们详加解释他为什么要严厉惩处余程万。其中一条理由是：
“最后二三天，他从城里，时时发无线电向各处所求援，报说粮尽弹绝，无法支持等等恐慌危急的形状。你们要知道，这种无线电码敌人必能翻译出来的。他一看你守城主将这样胆怯，那敌人就是要退却亦再不退却了。由此可知常德之战，真可以说是功亏一篑！”①
对于余程万最后数天频发求援电报一事，蒋介石可谓耿耿于怀。次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肯定“余程万此次率领全师，守卫常德，苦战十余昼夜，使国军的荣誉为之声价十倍”的同时，再次强调“他在守城时候的表现有二点最不好的地方”，第一点就是不该频发电报求援：
“他在守卫常德的期间，几乎天天叫慌，总是说弹尽粮绝，要求赶快增援。不仅打无线电报给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甚至连番不断的打电报到各方面。须知这种无线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敌人偷译了这种电报，知道我们守城主官这种慌乱的情形，就可以断定你决不能死守到底，所以他们毫无忌惮的更要积极的来进攻，不肯罢手了。本来敌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如果攻不下常德，就准备撤退的，后来延长到十一月卅一日仍旧攻不下来，他已经决定放弃攻城的计划，而且他们的炮兵、辎重早已纷纷向北后撤了。但从廿八到卅日的三天，我们守城部队如此发电乞援，将我们城内空虚慌乱的情形，完全暴露给敌人知道，因此反而增高了敌人的勇气，加强了敌人决心，一定要攻下常德达其目的！如其不然，为什么敌人占领常德不到几天，他又自动的撤退呢？
“这对于我军是一个极大的教训！以后任何部队，如果奉令守城，就要立定决心，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本身，援军如果能够适时赶到，这只能算是意外之事！须知天下决没有上官坐视部下危亡，不去救援的道理。事实上援军能来，就一定会来，根本用不着你向上官求救；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独立固守的决心，一旦被敌人包围，就到处乞援，这样不惟表现我们将领的胆识不够，人格堕落，而且无异于将自己的心理与内容告诉了敌人，鼓励敌人来攻击我们。所以大家以后乞援的电报，千万不可拍发。与其拍发乞援于友军或上官的电报，反不如发电报报告我军死守的决心及士气旺盛的情形，来安慰上官和友军，使友军增援更为迅速积极，且可使敌军看了落胆，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么？”②
在陆军大学和南岳军事会议这样高规格的演讲中，蒋介石一再强调余程万频繁的求援电报，定会被日军破译，进而将这种频发的求援，视作余程万“表现最不好的地方”。这种说辞，究竟是一种强词夺理呢？还是当日的一种客观现实？
[attach]333725[/attach]抗战期间，日军确曾破译诸多国民政府的密电码。汪伪情报系统骨干丁默邨，抗战胜利后接受审判，其辩诉状就曾提及：“被告自三十二年（1943年）起，曾将敌方侦获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之密电码迭次报告中央，请求掉换密电码，因而一面减少中央各方抗战工作之巨大损害；一面因密电泄于敌方，致抗战志士被敌杀害者甚多，及接被告报告，调换密电码，始无杀害。”③
丁默邨的这一辩护，得到了包括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中组部专员林尹、中统驻沪专员嵇希宗、军委会东南工作团主任赵冰谷等多人证词的证实。如赵冰谷称：“当时敌伪设有侦察电台对吾中央无线电截取寻译，印有《侦讯》专册一种(不定期印出，大约三五日一册)。该丁默邨历将此项专册秘密送来检阅，当即随时摘报军委会办公厅暨陈部长立夫，俾便另编密码，免为敌伪窃发，确是事实。”④再如嵇希宗称：“敌方根据截获之中央电文，编有《上海渝方之党务活动》及《华北渝方之党务活动》二厚册，亦经丁默邨于三十四年春设法偷出供给本人。”⑤
由上述关于丁默邨的辩护词和证词中，所提及的“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之密电码”、“《侦讯》专册”、“《上海渝方之党务活动》及《华北渝方之党务活动》二厚册”等信息，不难窥见，日方所破译的国民政府密电码规模甚大。至于该规模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可参考日本史学界的统计——1940年前后，“当时陆军能破译国民党军队密码的80%，但对共产党的密码几乎不了解。”⑥
如此，当不难理解为何蒋介石会坚定认为余程万的求援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也不难理解日本学者在谈及“百团大战”时，会认为“方面军被攻其不备的原因是欠缺对共产党军队的情报、谍报活动。”⑦
至于1940年前后，日军在破译国、共密电码方面的成果差异，主要是投入资源的悬殊所致。不过，有了“百团大战”的教训，“中共方面的密码虽然极其严密，但经华北方面军从1941年春约以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终于破译成功。”⑧反观国共两党对日军密码的破译，则乏善可陈，一如池步洲所言：“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撑局面。”⑨这种技术差距，无疑也是抗战至为艰难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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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P282-283。②同上，P349-349。③丁默邨辩诉状（1947年2月1日），收录于《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南京市档案馆编，2004。P769。④同上，P799。⑤同上，P800。⑥⑦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日中战争——日本军的侵略与中国军的抗战》，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P283。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78。⑨杨津涛：《国军破译了“珍珠港事件”情报？》，短史记第3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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