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点滴（五） - 北斗六星网

1970年初，县委派出工作队进驻我们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工作队的彭队长是原农业局的副局长，是学农专业的技术干部，这个时候还未解放，当队长是在考验期间。副队长姓周，原塘田公社的党委书记，是学政法的，不苟言笑满脸严肃，也未解放复职。还有原农业局的刘局长，他爱人是我妈单位的政治部主任，我早就认识。他们两口子都是韶山人，和毛主席照过相，他也未解放，是技术干部，工作队的普通队员，我一直很崇敬他。其他十多个人有公社干部，有其他单位抽调过来的干部，但多数是农业技术干部。一天，我从家里回到生产队，周队长就来找我谈话，告诉我工作队和大队革委会决定，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说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要我愉快的接受任务。我情绪不高的告诉他，我父亲已经关进“学习班”了，我从“红五类子女”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希望领导认真考虑。周队长听了后，笑了笑说“你爸爸不会有什么问题，相信组织更要相信自己的父亲，不要背包袱，明天就到大队部来，安心工作。”我见周队长说得这么肯定，心里燃起了希望。好在我的性格素来就是“三分钟忧愁”的乐天派，第二天我满怀信心的去大队部报道。

我们大队跟其他大队的运动有所不同。我们县公安局1967年4月破获一起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五一军”的案件，除首领不是这里的以外，几乎所有成员和骨干分子都是这个大队的，且分布各个生产队。当时，文革已经发展到砸烂“公检法”的混乱地步，公安局只是逮捕了三个主要首领，其余的就来不及处理了，因而这个任务就成为此次运动的重点。专案组共七个人，除我和另一个女知青珍秀外，其余五人都是县委工作队干部，周队长在会上分了工，两个人一组，珍秀负责材料保管，小组与小组之间不得私自互通情况，必要时由周队长召集专案组有关人员交换情况，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事，觉得既神秘又紧张，牢牢记住了周队长交代的工作纪律。我和周队长分在一个小组，我的工作是他在讯问时做笔录。周队长教我笔录的格式、速记方法，还有“讯问”与“询问”的区别，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白天外出调查，晚上找人问话，十分紧张。终于把这个组织的所有情况查了个清楚。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逮捕了两个骨干分子。这个案子我还未下乡之前就听说过，但那时我受到“怀疑一切”的影响，认为这是公安局镇压群众组织，此次参加专案组工作后，才搞清楚这的确是个以推翻人民政权为主要目的，秘密串联发动，先夺公安局与武装部的枪，再抢银行上山打游击的武装暴动组织。说来也好笑，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竟是那本民间流传的《五公经》，这本小册子我随意翻看过，语言晦涩难懂很多话像是难猜的谜语，那里面有一句“龙蛇走马，遍地开红花”，据他们的解释是预示天下大乱，会改天换地。恰逢66年全国搞“红海洋”，到处的房子墙壁上都是红色的大幅标语和毛主席语录，这年冬，红卫兵打着红旗一队一队的步行串联。他们觉得这些现象都印证了《五公经》里的谒语，从64年冬开始秘密联络到66年冬，两年时间发展的成员有五十多人，决定在67年“五一”劳动节举行暴动，所以取名“五一军”。我不理解的是，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贫雇农出身的青年，有的还是生产队干部、团支部书记，只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子弟。我问周队长这是为什么？周队长告诉我，绝大数成员是被骗的，他们都是在“文革”中突击发展的，加上那时群众组织风起云涌，这些人又都是贫下中农子弟，蒙蔽性很大，至于他们不问问，为什么不公开旗号，不像其他群众组织那样戴红袖章，这就是文化层次低和愚昧的原因了，你看那个地主分子一直没去参加组织，只是在幕后与首领联系，主要骨干会议都是在他家秘密召开，而且他老是在开会时坐在门外。啊！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这段时间，我抽空读完了前苏联编的《犯罪心理学》和《犯罪对策学》、《刑事痕迹和笔迹鉴定》、《刑侦学》等书籍，虽说生吞活剥，倒也受益不少。特别让我终身受益不浅的是，周队长处理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记得，有一天，我在大队部办公室整理材料时，一个当地女青年叫杏花的走了进来，交给我一份揭发一个大队干部攻击毛主席的检举材料，我不敢懈怠，马上交给周队长。他看过以后把我和专案组的另一位知青找来，让我们负责去调查，我们两人觉得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决心圆满完成任务。我和珍秀一连查了四天，找了材料上提到的六个人分别谈话，其中有一个“五一军”成员老是低头沉默不语，我有点火了，学着《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里的捷尔任斯基的腔调，十分威严地大声嚷：“看着我的眼睛！”我以为这样可以吓得他屁滚尿流，也不知我的眼睛不怎么的，还是他顽固不化，他抬头瞟了我一眼，继续低头沉默，没有任何奇迹发生。我，没辙了。调查来的材料都异口同声的指控，但不是原话不对，就是地点不对，或者是时间不对，怎么办呢？正在我和珍秀一筹莫展的时候，周队长过问情况了，我们如实汇报，周队长认真听完汇报后说：“检举材料不是说，他们在焦坑垄叶家犁田、作田塍时发生的事吗？你们去了叶家吗？听听老叶怎么说。”一句话提醒了我俩，赶忙去叶家。叶家老爹说：“那天我也在一起劳动，我怎么不知道？杏花不是男劳力，她能犁田作田塍吗？”啊，难道是陷害？赶忙回来找杏花谈话，杏花一会说是别人告诉她的，一会说是自己听见的，我们问她，你不会犁田又不会作田塍，怎么参加了那次劳动。这时她才吞吞吐吐地回答是别人要她这样干的。这姑娘外表那么漂亮，心怎么这么坏！把我们累得不亦乐乎。珍秀气得站了起来，恨不得扑上去要在她那秀气的脸上甩两个耳光，我抑制住内心的忿怒，拖了珍秀一把，说“别动手，遵守纪律”。这件事，我不知道周队长是怎么想的，是有意锻炼我们，还是考察我们？是他对结果早有预料，还是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反正我们全部汇报完以后，他只是非常平静的微笑着。

四个月以后，清查工作告一段落，紧接着就是对所有清查人员作定性结论。这是关系被清查人员命运的大事，定性结论由周队长口授，我记录，珍秀负责滕正缮写整理归档，绝大多数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有两个重要成员报捕。周队长口授做的结论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我记得，有一个姓吴的，大革命时，是当时县农民纠察队的副队长，负责警卫县农民协会的工作，在和土豪劣绅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亲戚的担保下向县保安团头子下跪自首。因为此人为人凶暴，当地群众纷纷要求逮捕法办这个叛徒。周队长在口授定性结论时，我现在还记得是这么说的：“吴某，男，48岁，大革命时期……。鉴于吴某自首后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并在以后未参与任何活动，属一般自首变节行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记录完毕，不解的问“此人民愤很大，这样处理，群众通得过吗？”周队长说“他又不是党员，一个普通农民在党组织被破坏，周围一片“白色恐怖”下，他要保命不自首行吗？只要他没有出卖同志就不能把他当敌人，不能以民愤来做定性依据。”

“清理阶级队伍”结束了，整个运动就开了两次群众大会，第一次是全面动员，第二次是公捕大会。运动一结束，我又被抽出来主办“阶级教育展览馆”，几个知青把搜集来的物件都编了号，制作说明书。我的任务是编写讲解词，制作连环画和美术字大标题。展览馆刚开馆，大队的霍书记就找我谈话，让我去大队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这个大队有三个小学，其中靠近大队部的是中心小学，有五个年级（那时小学五年制），四个老师。其余两所只有三个年级，各有一个老师。我和另一名知青去中心小学，他教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为一个教学班，由一位姓罗的老师教，我负责四、五年级这个教学班。我上的课是四、五年级的语文，还教全校的音乐、军体（那时不叫体育）。从心底里说，我不像他们那样兴奋，我从小就想当兵，梦想当将军，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压根没想过当孩子王。老爸以前跟我讲过，青年人要服从党安排，安排干什么就要干好什么，而且还要干像什么。于是，我开始像模像样的当起了老师，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在批改作业时，我发现这里的教学质量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比如用“为非作歹”造句，一个学生这样写“下了课，同学们有的跳绳，有的跳房子，我就为非作歹”；用“一网打尽”造句，“生产队开会，一网打尽----工作员通知每家每户都要去”，破折号的用意分明是怕老师看不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把这两个学生找来，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造句，他们很认真的和我说，以前李老师（农村青年代课教师）就这么说的“为非作歹就是吃饱了没事干，乱搞一气”“一网打尽就是全部到齐了”，我哭笑不得。还有作文，一篇一百五十字左右的短文，第一段有一百字左右，全部是介词结构用语“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省革委的号召下，在……，”一直“在”到“大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再后面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还有五十多个字不知所云。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就可以写七百字的记叙文，这都四五年级的学生了，怎么是这个情况？我的老天！将来小学毕业后，怎么上中学？后来一想，也难怪，语文教材除了“毛主席语录”就是大批判的诗歌快板，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记叙文。不行，我得教他们写好作文。首先我选择那天劳动课种萝卜，要他们认真记清楚是怎么干的，上作文课时，我开始点名发言，启发他们一步一步的口述，然后我把自己写的一篇短文用小黑板挂在黑板上，要他们念，然后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再后，我留下第一段，把后面的擦掉，让他们抄写第一段，补上后面的文字。还别说，我那作文启蒙老师的教学方法还真管用，这次作文还真有一两个学生写得有点像篇文章了。

学校非常简陋，除了音乐、军体课可以一起上外，教语文完全是复式教学，两个年级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先让五年级做作业，用二十分钟给四年级讲课，然后让四年级作业，再给五年级讲课，时间紧巴巴的，我带着小闹钟掐着时间，一分钟也不敢浪费，下课后累得不亦乐乎。学校连一架脚踏风琴也没有，也没有教材，音乐课就是我教唱《沙家浜》、《红灯记》等现代京剧选段，好在这也难不倒我。而军体课就叫我为难了，整个操场就半个篮球场大，无任何体育器材，连个篮球也没有。怎么办呢？我忽然想起每个学生来上课时都带了一根一头红一头白的棍子，那年代，说是全民皆兵，大队开群众大会，每个社员都扛着这种棍子进会场，就我们知青没有，连小学生上课都把红白棍子带到学校，我们戏谑地称这是《水浒》里董超、薛霸扛的“水火棍”。有了。我读中学时，参加过由部队派教官训练的民兵教导队，学完了步兵操典和全套刺杀动作。于是，我照搬过来训练我的学生们。除一年级以外，都集中上课，同时观察到了那些动作认真，把握要领较快的几个学生，选定几个学生为小教员、小指挥员，还有基准兵（就是列队时站在前排右边第一名），我教完分解动作再由他们去训练其他同学。到71年上期，这些学生由于新鲜刺激，学得特认真，还真的像一支部队一样。

这一年5月7日，公社学区为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布六周年，举行全学区军体竞赛，我带着我的学生兵步行去公社学区，中途又让他们折了些柳树枝扎成伪装圈戴在头上。竞赛开始了，别的学校参赛的人员比我们的少多了，而且都是老师喊口令，我那些学生给我长了大脸了。小指挥员路发声音虽然稚嫩，但口令短促有力，他只用眼角余光望着看着站在场外的我的手势，一套一套的演练平时训练的动作，一点也不怯场。队伍肩枪齐步走进操场，经过检阅台时，随着一声“正步----走”！只听见“刷”的一声，所有的学生改肩枪动作为平端枪动作，正步走过公社武装部长和学区主任的检阅台前，接下来，演练了集合、解散，行进中变换队形、全套刺杀动作。解散时，十秒钟内，操场上不见一个人，集合时，小指挥员选定自己的位置吹响哨音，所有人原地立正，基准兵也迅速看准了自己去的位置，随着一声口令，三十秒之内成三列横队列队完毕，然后又成刺杀队列散开，“杀”声震耳，突刺有力，特别是连贯动作“一步前进----向后转----防左----侧击”演练得特别到位，只听见操场上整齐的“嚓，嚓，啪”和强有力的喊杀声，让全场人员看得目不转睛，啧啧赞叹。这时，我在场外望着我的学生们心里格外陶醉，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治军有方的将军，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得意的笑容。啊！多么可爱的孩子们。我们的演练是压轴戏，下场后，我拍着一个个小脸晒得通红的孩子们的肩膀，连声夸赞“好样的”，学区杨主任（我中学时的老师）和公社武装部长又拍着我的肩膀“好样的”。文艺节目开始了，我们学校表演的是清唱《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整个编排确实费了点功夫，独唱齐唱，男领女领都按交响乐《沙家浜》的做派。男领文林开始还有点怕丑，因为唱到“再来探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时，男领要握住女领的手臂，再同时转脸向观众“亮相”，老是害羞不愿握手，我给他们讲了很多道理，还不行，我就发蛮，不达到要求，大家都不许回家吃饭，只是重复这个动作，他们一习惯了就自然多了。两个“第一”的奖状捧回了，我心里很高兴，但是也种下祸根了，学校负责人（学区始终没有明确他为校长）霍老师表现十分冷淡，丢在办公室桌上，我当时没想许多，依旧没心没肺的干我的事。

就在我一心一意“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家的天塌下来了。1971年3月1日，父亲在学习班已经病得起不来了，被他们抬进了县人民医院重病房，我赶到人民医院去看望父亲，这是他进学习班后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全身骨瘦如柴，躺在被子里见不到人形，原来炯炯有神的眼睛已经深深的陷入眼窝，声音暗哑，脖子上两条青筋明显现出里面的血液像抽水机抽水一样快速抽动。我差点没大声哭起来，这还是我那声音洪亮体格健壮的父亲吗？我赶忙跑过去拉着父亲的双手，哽咽地叫了一声“爸”。我知道老爸最讨厌男孩子哭，强忍着泪水没让它流下来，父亲看见我脸上露出艰难的笑容，“孩子，你来了。”我附在他身边，听他讲了许多许多，就是一个字也不提在学习班里的事。他告诉我他不行了。嘱咐我“万一他有个意外，不要和他们去论理，也不要急于去翻案”，父亲知道我的性格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分明是要我忍住怒火，怕我吃亏。接着他又嘱咐我今后不管干什么就是不要当干部，尤其不要做文字工作，当个普通工人或农民最好。他说我们家三代单传就剩你一根独苗，也没有兄弟姊妹，你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个像你妈那样，老实农民或工人做老婆，生下一子半女我也就瞑目了，不要去追求什么浪漫的所谓爱情，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就是两套马恩列选集，要好好读通。说着说着，他眼里流出了干涩的泪水，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挥手擦了一下眼睛说：“爸，你没事的，你的体质素来很好，你能挺过去的……”他艰难的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记住我的话，保护好自己……”我依依不舍的告别了父亲，继续回到学校去上课，在回学校的路上我还幻想，没那么严重吧，谁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3月11日，大队党支部霍书记匆匆来到学校，说他已经给我请好了假，要我马上回家，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坚强冷静，不要情绪冲动。回到家里，我看到妈妈已经哭成泪人一般，粮食局领导已经派了一个女同志陪着妈妈，我心里顿时什么都明白了，连忙赶到医院，父亲已经躺在太平间冰冷的水泥板上，他们单位仅派了一位也在受审查的陈叔叔来帮我料理后事。没有追悼会，没有人送葬，就是陈叔叔一个人忙来忙去，我和他一起找人冷冷清清的把父亲抬上了山。这时，我问陈叔叔：“都说盖棺定论，他们是怎么给我爸做结论的？”陈叔叔告诉我还没有作任何结论，孩子，耐心等吧，千万不要激动。不行，我得去找他们！接待我的是学习班的主持人、县武装部的高科长，还有负责我爸专案的李主任，这个姓李的满嘴官腔“你父亲死不认罪，你必须与他划清界限，我们共产党人不靠恐吓吃饭，你如果再来这里胡闹，你就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天啦，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软禁在这里一年多，人死了还不给个说法，还有没有理可讲！？为了这次讨说法，我在全然不觉中又一次种下了祸根。

我做梦也没想到，继红说的话被不幸言中。这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学校负责人霍老师去学区开会去了，我正好没课，就在宿舍里批改作业，忽然我听到三年级教室里传来哭声，我走进去一看，一个学生被绳子绑起来站在前面，讲台边坐着主持会议的班主任罗老师（农村青年、民办教师）。我问怎么回事？罗一脸严肃，说“这么大一点就喊反动口号，攻击毛主席。”有这事？全教室的学生义愤填膺，我不顾全场的情绪，对罗说“他就是个孩子嘛，怎么随便捆人？”上前把绳索解开，对这孩子说，是什么事，慢慢说清楚。孩子哭个不停，话也说不清楚。我在教室里呆了一会，对罗老师说别急躁，注意党的政策，不要像开斗争会那样，他还是个小学生。因我急着改完作业要上课，说完就走了。吃午饭的时候，陈老师和罗老师对我说“现在学校发生了这种事，属于‘一类案件’，必须马上报告大队党支部，三个老师中就你算个大队干部，你去报告比较合适。”我说我算什么干部，就一个团支部委员，不愿去报告。他们又劝我，我们可是跟你说了，你要不去，那就是你的责任了。没办法我只好向霍书记汇报了这个事件。第二天，县公安局来了一个姓张的干部，大家都叫他张公安，匆匆的了解了一下情况回县里去了。两天以后，张公安来到学校召集老师开会，另外两个分校的老师也来了。首先是学校负责人霍老师传达学区会议精神，号召全体老师积极投入“反骄破满、批陈（博达）整风”运动，接着话锋一转，开始点名批评我对学校发生的“一类案件”查处不积极，不配合张公安的工作。紧接着张公安讲话，说了一大堆阶级斗争复杂性，并说事情发生在学生身上，根子在老师，明确地说是否有老师在幕后教唆，等等。我当时听了十分好笑，这个学生家里贫农出身，无非是写作业不认真，可能还没搞懂什么意思，用得着上那么高的纲吗？还联系到陈伯达上面去？当时我就不赞成他们的说法，更加不参与他的调查。张公安找我谈了两次话，可能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急于要在公安局立功，又可能刚刚在“全民学哲学”学习班读了两句哲学用语，对着我大谈什么既要“唯物”又要“辩证”之类，我实在是觉得有趣，马列原著都没读过，居然在我面前卖弄？我反复强调，这事不是发生在我管的班，我没有调查的责任，既然你来了，你就和霍老师去调查得了。谈话不欢而散。后来又开了一次全体教师会，调子更高了，说在全体学生会上原话把攻击领袖的话说出来，是有意扩散影响，是继续放毒，必须把后台揪出来。罗老师发言了，开始揭发我不安心工作，不愿扎根农村干革命。学校负责人霍老师揭发我说了“早上已经组织学生搞了‘天天读’，晚上不愿参加他组织的老师‘天天读’，是反对突出政治”还有什么“白专道路，不教毛主席语录，离开教材教写记叙文”“军阀式教学让学生练刺杀”等等，纲上得越来越高。我更不服气了，据理力争反驳他。张公安一看，指着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在这里表现很好啊”我立即回答“我表现好不好，贫下中农有目共睹，用不着你来下结论！”会议开始顶牛了，张公安一看，咬着牙恶狠狠地对我说：“好，好，我会让贫下中农和你见面的！”会议又不欢而散。这次会议后，大队霍书记找我谈话，批评我性情急躁，不该和张公安顶牛，并安慰我组织上了解你，知道你被冤了，希望我再别和他顶，并告诉我这是县里点名的，大队支部没办法出面说话。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看来不是简单的问题了，我得想想如何对付了。三天以后的教师会，来了五位老贫农，还有县军管小组组长、县人武部李副部长，公社派驻大队的潘书记。身材又高又大，浓眉大眼的李副部长满脸铁青，端坐在中心位置。一贯对我笑容可掬的潘书记也态度大变，我父亲当年当土改队员时，他那时还是不满十六岁的孤儿，分地主浮财时让他第一个进去挑选物品，可他却选了两个木菩萨出来，是父亲帮他挑选了衣被和日常用品，又给他安顿好家，教他学文化识字，培养他当上了基层干部。今天他一反常态，冷冷地对我说好好交代问题，还说你父亲不是好东西。开会了，李副部长黑着脸把所有老师训斥了一顿，出身不好的女陈老师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我依旧若无其事的坐着不说话。接着，几位贫下中农代表开始发言，有的按他们的调子批了我一通，有的泛泛的说得不着边际，甚至我那生产队的老队长还说我干活能吃苦。只有一个年轻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要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你倒好，毛主席著作不认真读，去读什么‘无产阶级和叛徒烤只鸡’（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无产阶级会和叛徒烤鸡吃吗？……”我知道这些都是张公安教他说的，心里实在好笑，用眼角瞟瞟张公安那一副尴尬像，心想，今天要是我和你换一个位置，恐怕结果决不是这模样。

问题升级了。潘书记开始逐个找知青谈话，那天，我看见继红两个眼圈红红的走出了大队部，她告诉我，她揭发不了我的问题，潘书记说她是立场问题，原准备让她招工的名额被换了。霍老师开始整理我的上报材料。……趁现在还没失去行动自由，我抓紧时间趁人不备躲在厕所里烧掉所有同学的信件，免得他们也受牵连，我含着泪水把一封一封的信件投到火中，其中有一扎信件是我的女友写来的，她远在青海，父母都在地质队工作，64年随父母来我们县，68年离开。这些信件里，没有过多的火热语言，也没有现今年轻人那些动人的情话，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思想感情。我一边狠着心往火里投，一边流泪，眼前浮现我们一起当学生会干部，一起在校广播站播音的情景，还有文革中，她不顾危险把另一派学生组织要抓我的消息秘密通知我，让我躲过一劫。唯一的一次肢体接触就是她带队伍去步行串联，我在红旗下和她轻轻地握了握手送别。……烧完信件，又赶忙写了一封短信寄给她，如实告诉她我的处境困难，语气坚决的警告她不要再给我写信，免得自找麻烦。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一次被传到大队部谈话，回来以后，我打开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面的东西原封不动，但我看见我离开时抽屉缝边那张小纸屑不见了。他们来搜查过了，……我心里冷笑一声。哼，就凭你们现有的材料想把我打成“反革命”？还没那么容易！我就坐在那里哪儿也不去，不想让妈妈为我操心，不想连累同学，心里老是想，如果周队长在这里，肯定不会这么乱搞一气。……也许是实在找不到过得硬的材料吧，知青们没人揭发什么，也许是我头上还有顶“知青”帽子吧，霍书记和我谈话时就告诉我，中央下了文件，要保护知青的人身安全不受任何侵犯，叫我不要担心。半个月后，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通知我回生产队继续劳动，每日的工分由十分降到九分。从此，我开始在白眼和冷眼中劳动生活，只有被我牵连的继红会和我说几句安慰话，招工招生已经于我们无缘了。再后来，我和继红一咬牙决定，结婚吧，不就是当农民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周队长，这位我开始迈入人生道路学习做人的启蒙老师。1994年1月，我在塘田乡任党委书记，周队长以县委扶贫支农工作队员的名义，由县农委派车送他来到我们那里，我非常高兴的接待了他。他对我说：“我今年59岁，明年就要退休，我想用我最后的工作机会，来农村办一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请安排我到最困难的村去。”我一听更加肃然起敬，于是我向这位三十年前的塘田老党委书记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陪同他来到领导班子较为薄弱、经济基础较为贫困的水东村，受到了这里村民群众热烈欢迎。周队长做农村工作的确有办法，短短两个月时间，他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全村上下积极行动起来，投工投劳兴修水利，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高涨热情。就在他工作初见成效的时候，一天，村里刘主任打来电话，出车祸了！周队长被汽车撞了，我来不及细问，连忙放下电话往水东村赶去。来到村里，周队长已被送往医院，刘主任也准备往医院赶去，这时，村里的群众有捉来老母鸡的，有提来一篮鸡蛋的，也有把自家窖藏的米酒、蜜桔还有花生拿来的，纷纷要求刘主任带到医院去，送东西来的群众越来越多，刘主任急得大喊：“不行不行，我搭班车带不了！……”看到这场面，我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多么朴实的农民群众!只要干部真心实意为他们办事，他们就会把干部当成贴心人，用他们最朴素的方法表示内心的爱戴。

潘书记，这位土改时的孤儿，后来听说在县物资局当副局长，平时很难见到他。1998年，我在县法院工作时，他由夫人扶着来到法院，口口声声要见我，被民事庭长带到我的办公室，一见面就老泪纵横，我连忙请他坐下喝完一杯开水后，战战兢兢的拿出一份法律文书，求我高抬贵手。原来是执行庭按督促程序签发的《支付令》，这是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非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书，标的2400元。我开始详细询问情况，听他说了很久才把事情经过弄明白。潘书记的独生子因刑事犯罪被捕入狱，还在起诉阶段，这之前与人赌博欠下许多赌债，那些人把家里的摩托车骑走了，又让他写下借据，然后又拿着借据上法院申请清偿。这才是天大的笑话，法院居然被骗替人追偿赌债！我告诉潘书记，反复解释法律不承认赌债，法院也不会追偿赌债。可老潘口口声声说他会替儿子还债，只求法官们不要追得太紧。怎么搞的！这老爷子糊涂了？没办法，我安慰他一番，肯定的回答他我会处理好，他才千恩万谢的放心走了。望着潘书记苍老的背影，我叹了口气，回头我马上把执行庭长找来，嘱咐他们分别去看守所提审当事人并传那几个债权人，很快查清了经过，依法裁定，撤销《支付令》，没收原始借据存档，扣押抢走的摩托车归还老潘。如几个赌徒闹事，先司法拘留，审明全部经过后，制作《司法建议书》移送公安局依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