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蒋介石因何自责“太坚强”？ - 北斗六星网

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是抗战初期，中日双方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一场参战总兵力达百万人以上的超级大会战。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战后，蒋介石针对此役的反省极多。

如1938年2月2日，蒋在日记中检讨称：自己未能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下令退兵于吴福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究其根源，“此余太坚强之过也”。①

“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曾向蒋建议，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十月初旬，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对前线各部队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都已下达，前线已开始执行。②

“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只要我们在上海能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在原阵地坚守。当时，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认为既然已经下达转移阵地的命令，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原阵地，一定会引起混乱，结果将不可收拾。蒋介石坚持不肯，说他可亲自赴前线说服各部队，于是他当天晚上就赴前线，并要白崇禧和他一道去了。”③

上述说法，亦能得到诸多前线官兵之回忆资料（如工兵学校教官黄德馨）证实。简言之，蒋介石此番变卦，乃是其固有之“战略服从政略”思维模式的产物——当日，战地记者卜少夫曾访问陈诚，向其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在淞沪一地死那么多人？”陈诚的回答是：“你懂得什么！我们也要打给日内瓦国联那些代表看看！”④

蒋介石的这番反省，实际上戳破了蒋纬国的一大谎言——蒋纬国曾在诸多场合及各种专著中称：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统帅部，决定发动淞沪会战，其目的，乃是为将日军主力，由华北吸引到华东，使日军原定由北向南进攻的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沿长江仰攻，从而解除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将中国东西部一分为二的危险。由此，“中国获得换取时间的空间，从容将华东华中人力物力，撤迁西南，在大后方建立持久抵抗战力。”⑤

揆诸蒋介石日记，淞沪会战爆发当天，蒋的期望是：“唯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可见蒋初始并无在沪长期作战之计划，“急胜”更显示其无意吸引日军变更其侵华方向。同一时期，蒋甚至还希望能够引入英国力量进行调停，迫使日军离开上海——“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⑥这种期待，显然与蒋纬国所言，南辕北辙。

到9月份，随着北方战局的恶化，蒋介石开始考虑利用淞沪会战，“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但并无蒋纬国所谓的从容西迁以作持久抗战的打算，而仍寄望于坚守上海获取胜利，且深具信心：“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为我国所有，敌国焉得而不败乎！”“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⑦

所谓“天时”、“外患”，乃是指自进入9月下旬以来，国际社会对日本之谴责、对中国之同情渐成主流。如10月5日，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将日本之侵略视为传染病之蔓延，呼吁国际社会进行隔离抵制。鉴于外部环境对中国极为有利，蒋介石遂“不惜以战略迁就政略，一面派顾维钧为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一面加强阵地战，冀于战场上取得有利之态势，以为外交声援”。⑧

正如蒋介石对唐生智所言：“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故而，10月6日，国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并接受中国申述；8日，蒋即命桂军加入上海战场。直至11月7日，蒋才在日记中转变态度——“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要”—— 下令中国军队后撤以保存有生力量；但另一方面，蒋仍在担忧，此一撤退之举，“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⑨

综上，淞沪一役，中国死伤精锐部队数十万之众，究其根源，实如陈诚之总结：首要原因，乃是“政略影响战略”。蒋介石自我反省“太坚强”，即是指自己过于执着于政略运作，及至末了，政略毫无所得，战略亦代价惨痛。至于蒋纬国辈所论“转移日军进攻方向”之英明决策云云，无非事后贴金罢了。

①《困勉记》，1938年2月2日。②③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④陈君天：《访问淞沪会战目击证人》。⑤(台)蒋纬国/编著：《国民革命战争史第3部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P03。⑥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3日、20日。⑦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27日、9月7日、10月15日。⑧宋瑞柯：《淞沪会战纪实》。⑨《困勉记》，1937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