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我们真的很淘 - 北斗六星网

经过两年的动荡，1968年10月我们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有的人很兴奋，有的人不高兴，我们这些中学生本来无所谓，但一想到把我们列入“保守派”，主席台上没我们的代表，会场上没我们的座位，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回想起两年前，我们最先高举红旗，戴上红袖章，挥舞红宝书，从学校里涌上街头，破“四旧”，发传单，又分成若干小队伍进入工厂、农村，机关单位，为运动初期被打成“黑鬼”的人平反，我们站在台子上演讲，宣传发动革命，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讲到亚非拉的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从“十月革命”讲到苏联的“和平演变”，从普列汉诺夫讲到陈独秀，口似悬河，雄辩滔滔，……那是何等的风光啊！以往连正眼也不看我们的大人们，都以惊异的目光看着我们，有的甚至还见到我们就点头哈腰，尤其是《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向革命小将致敬”的社论后，我们就更加起劲了，有的同学把父辈们的旧军服从箱底翻出来，也不管合不合身穿在身上，威风十足地扎起军腰带显得分外神气，于是，每个同学都千方百计地搞一套军装穿起来。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家长们把我们拉回家训斥“你们淘什么淘？这也叫革命！？”哼！“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我们这是淘吗？请注意你们的立场，我们可是“革命小将”！谁知两年后，革命成功了，我们却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保守派”，当年那些胆小如鼠怕得直打哆嗦的人，如今人模狗样的成了领导人物。这年十月份，66、67届的同学下乡当知青去了，学校里剩下我们这些68届的，还有新招进来的学生。运动是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以什么方式结束？我们也说不清，总之，不能这样。不行！我们得弄出点动静来。

其实，我们本来就早已厌倦了，不想再闹了，用家长的话说，就是“淘也淘够了，该回去上课了”。可是，这课还有意思上吗？迟早还不是下乡，大学又不招生。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黑帮分子”的老师多数被我们早就平反了，他们不管我们，上课也只愿照本宣科讲数理化，与以前相比乏味多了。老师们被我们分成“够朋友”的和“没意思的”两类，“够朋友的”老师都是以前教语文的，教历史和教政治的，他们会和我们平等的说话，他们在小心翼翼地说服，掌控着我们这一大帮躁动不安的“青春叛逆者”。我们无所事事，三三两两地在宿舍里玩牌读小说，年龄大一点的农村同学干脆趁早偷偷谈起了恋爱，经常离校上街闲逛。

不顺心的事终于又发生了。这个县里有几个工厂，还有一个地质队，他们是响当当的领导阶级，公检法瘫痪了，就从他们中间抽调一些人成立“工人纠察队”。那一天，我们见他们当街抓住一个人拳打脚踢。本来就对他们强烈不满加上本能地对弱者的同情，我们有几个同学就上前跟他们理论，谁知他们有个人竟独自跑到学校来抓人，这一下，把火药桶弄炸了。全校学生在高年级煽动下，把这个“纠察队员”围在操场中间，像打篮球一样拖过来，推过去，帽子掉了，臂章撕了，证件扯成了碎片，招架不住，狼狈不堪，最后在驻校军代表的保护下送出校门。我们还不解恨，第二天，“严惩打人凶手”、“流氓地痞从纠察队滚出去”的大幅标语贴得满城全是。可是，县革委会并不给我们任何说法，用沉默对付我们，好像根本不值得理会这回事。好嘞，不把我们的抗议当回事是吧？看来这动静还不够大。

机会终于又来了。这年十一月，湘潭江南机器厂的文艺宣传队代表地区革委会来我们县慰问演出，入场卷发下来以后，我们学校全部是靠礼堂两边最边和最后的票，中排票没有一张。我们愤怒了。歧视，典型的歧视！这一次不能便宜他们。于是，瞒着校领导和所有的老师，我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策划了一番。傍晚，全校学生早早集合，由校篮球队的高个子打头，队伍有条不紊地来到县大礼堂门口。把守大门的“工人纠察队”几个队员用步枪拦住我们，十来个篮球队的大个子毫不畏惧地走过去，四五个夹着一个“纠察队”把他们推到一边，其他所有同学一拥而入，冲进礼堂，留下靠舞台的前三排座位，所有的中排座位全被我们占领，所有小个子初中同学、女生全部安在最中间坐好，靠中排过道边沿的位子全部坐着高中男生，整个安排都被我们打乱了。县领导急了，所有革委会成员都来和我们讲好话，要我们服从安排坐到指定的位置上去。没人理他们，也没人说什么，看起来，这是一场没有指挥的自发行动，有几个“工人纠察队”队员过来拖我们，可坐在边上的都是高中男生，他们可不怕那几个凶巴巴的武装人员，“又想打人是不是？”所有高中男生都大吼起来，拖这边，那边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欺负学生！”拖那边，这边呼应，整个礼堂像炸开了锅。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领导气急败坏地跳上舞台高声宣布“算了算了，今晚不演了！……”“嘘——”才不上当呢。他的话马上被我们的嗤笑声、怒骂声淹没了，一个同学站起来高喊“他们不演，是他们对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有问题，我们来演。我们的文艺宣传队准备战斗！”说着，他发音指挥唱起了革命歌曲，这边歌声刚停，那边歌声又起。一霎时，到处有不固定的指挥，到处有歌声，我们的歌声此起彼伏，闹腾得他们没办法，他们找不到校领导，又不知道谁是这里的头，连老师也找不到，好不容易从一个角落里找到我们一个老师对我们说“中排座位你们占了就占了，只要你们不再闹，演出照常进行。”哈哈！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赢了！回到学校，我们总结了一番，准备还要找机会发泄发泄，叫他们知道，我们不能被歧视！

已经没有机会了。这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校学生像一盆水一样泼向农村，家在农村的回生产队，家在县城的分别插队落户。我们三十多个县城机关单位的干部子弟被安排到一个大队编组落户，当起了知青。年轻人只要成了堆，总能找到可以起哄的事，发泄我们的“青春逆反”过剩精力。我们出外，只要发现当地农村青年与知青发生纠纷，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要听出是知青的口音，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从哪里下乡的，马上过去相帮，不怕打不赢，就怕打不起。我们还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把当年的歌曲改换歌词，旁若无人地高声吼唱，开始还有点怕被上纲上线，后来发觉贫下中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水平，于是胆子大起来了，肆无忌惮的开始乱编，互相调侃。这些人中有不少校文艺宣传队员，本来就是异常活跃的，男生们把哈萨克民歌《美丽的姑娘》的歌词改成“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谁也没有你可鄙，满脸的麻子还有那吊眼皮，一嘴的龅牙齿好啃西瓜皮。把你比作天上的乌鸦，你还像地上爬的癞蛤蟆。世上的男人看见你呀，吓得连滚带爬呀。姑娘啊！……”同学中有一个特会跳舞的男生，他的手一抓一抓，指关节会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卡卡”声音，加上他表情滑稽，引得我们哈哈大笑，偏偏那些女生又喜欢看他表演，这滑稽鬼也不推辞一下马上站出来表演，我们这些男生一边起哄一边齐声唱，一个个满脸坏笑，乐不可支。女生们也不示弱，她们编了个天津快板《麻大哥开玩笑》报复我们，“昨天我进城，看见一个人，满脸的麻子真是吓死人。大的像月亮，小的像炉锅，最小最小的也有两寸多。麻子卖鸡蛋，不用带家伙，一个麻子装一个，还有一个多。麻子一发笑，鸡蛋往下掉，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好像放鞭爆。街上的人，吓一跳，原来是麻大哥在开玩笑。……”女生中也有会跳舞的，她们一边跳，还一边编排一些滑稽动作。反正这里面没有一个知青是麻子，有时我们去赶圩，大家故意排着横队，在公路上边走边唱着这些我们自编的歌曲和快板，毫无顾忌地尽情嬉闹。

我们大队有个干部叫“马志红”，是大队“三大主干”之一，职务是大队秘书兼会计，偏偏他脸上长满了白麻子，生气的时候，脸色发白，而满脸麻子都发红。当地群众都不会叫他的名字（谐音“麻子红”），防止产生误会，可我们却不了解这个情况，依旧大喊大叫我们自认为很有意思的《麻大哥开玩笑》，有时还拿出弹拨乐器，一边唱一遍弹奏天津快板的伴奏乐。那天，我们邻近大队的知青被公社通知来我们大队开会，没人愿意耐心地听公社书记给我们念文件读报纸，开始还安静，渐渐地就开始躁动起来了，由两个人互相讲小话到整个会场嗡嗡作响，公社书记一看，皱起眉头只好宣布休息一下。这一下，《美丽的姑娘》和《麻大哥开玩笑》又被翻出来表演。大家敲敲打打，齐声唱和，就连满脸严肃的公社书记也忍俊不禁，“噗嗤”一笑。就在女生们的天津快板接近尾声时，跳舞的女生单腿独立，侧身弯腰，一双手指着门口坐着的一个男生唱着“原来是麻大哥在开玩笑”时，马秘书出现在门口，他一听，以为我们是在羞辱他，脸色陡然一沉，满脸麻子气得通红，扭头就走。拐场！这个误会大了，又不便去解释。从此，我们和马秘书结怨了。

马秘书掌握着大队的财权，又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他原来是国家干部，三年困难时期，他认为一个月工资，还不如一只母鸡的价钱，就自动离职回家了，等到形势好转，他要求复职，当时的领导回答他“我们党吃糠咽菜的时候，你离开革命队伍走了，现在开始吃糖了，你就要求回来，没门！”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你们的子弟来到了我的地盘，还编排着骂我，走着瞧吧！我们中间有个同学，他叔叔是个军官，55年授大尉军衔，他有一张穿着军礼服的照片煞是威风，平整的军装上佩戴者一杠四星肩章，宽宽的武装带上挎着小手枪，还系着斜皮带，平顶帽下一对浓黑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鼻梁下紧闭的嘴唇显得格外威武。我们下乡时，解放军都换成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军官也取消了礼服，一律穿当时那种“解放装”了。马秘书的儿子没见过军礼服，以为是国民党的军官，这小子和他父亲一样阴狠，他看到后回去告诉他的秘书大人，马秘书立即打电话报告县公安局，说知青中有出身不好的人保留反动军官的照片。这还了得！县公安局马上来人把那个同学找去，绕了好久的圈子才开始挑明来意，逼得那位同学交出照片，弄得那位民警哭笑不得。……这件事虽然有惊无险，但让我们都冷静了下来，看来，这社会太复杂了，不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我们已经不是学生了，没有“学生问题一律不整”的保护伞了，不能再瞎闹了。于是我们开始规矩的做人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