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狂”字多有贬义，但从孔子开始，狂便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
孔子说的“狂”与“狷”这两种精神形态，宋代文人都有。但本文只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者”，富于淑世情怀，执着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下从读书、为政、治学三方面述论之。一、进取的狂想和读书的狂热
宋王朝重视文化，重用文人治国。宋太祖立国之初就注意兴学、尊儒。他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儒臣知州事”，“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他的这些倡导被其后代君王奉为祖宗家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
赵宋皇室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唐代科举虽已颇具规模，但选拔官吏除科举以外，军功、门荫也很重要。宋代则以科举选官为主，而且“取士不问家世”，军功和门荫等其它渠道较为次要了。据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二至五统计，唐代289年间科举取士总计约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理宗嘉熙二年（1238）279年间科举取士约49300余名，年均约176人。这样的科举规模为王朝选官提供了较充足的人才基础，保证了选官途径的纯一化──“用读书人”，从而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江之吏皆自此出”的崇文尊儒局面。
这样的时代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子进取功名富贵的狂热理想。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宋代每年科举取士虽然是唐代的六倍，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天下读书人的期望。以《文献通考》〈选举三〉所载太宗淳化三年为例，诸道发解到京的举人凡17000多名，而录取进士、诸科共1127名，录取比例仅为1／15。这一数字说明当时读书应举之风尚。
。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学读书的机会。而当时印刷出版技术的长足进步又为读书人提供了书籍的便利。这些都激发了读书的狂热。太祖朝首任宰相范质作《戒子孙》诗，第一条讲孝悌，第二条劝读书：“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学不至”。柳永《劝学文》曰：“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李之彦《东谷所见》：“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宋学形成之初起过重要作用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嗜书如狂的人。胡瑗“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其心也”。孙复“笃学不舍昼夜”。石介“学笃而志大”。“三先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教育家，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云“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曾经举荐过“三先生”的范仲淹，更是一位苦读之士。欧阳修《范公神道碑》记其少年读书事曰：“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宋史》本传载：“去之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促淹不苦也”。又据《范文正公年谱》26岁下：他在应天府读书时，有一天真宗“驾次南京（即商丘）”。人们都出去观看，惟独他不去，读书不辍。有人问他，他说：“异日见之未晚”。有位同学是留守官之子，奉父命给他带来好饭菜，他不吃，他认为“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啖此粥乎”。这是有意识地按孟子所说的“大任斯人”的方式磨砺自己。
历览两宋文化精英的事迹，不论文学大师、理学诸子还是名臣贤相，其笃志进取、嗜书如狂的事迹实难尽数。这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最为渊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近代学人所言宋代文学、史学、哲学、科技之发达，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极，宋代历史之诸多成就，其实都离不开这种狂热进取的精神和笃志苦学的努力。
二、狂热的淑世理想与狂直的进谏风尚
宋代文人入仕后的“狂者”心态，与皇帝的鼓励直接相关。据说太祖立国三年曾刻誓碑，上书三条誓言立于太庙以密诫其子孙嗣帝位者。其一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句话包含厚待文人和保护进言者两条重大国策，体现了赵宋皇室的文化胸怀和政治远见。清王夫之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种大大有别于汉、唐、明、清等朝的相对开明的政治，宋太祖实开其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载：
太祖常弹雀于后苑，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见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于怀。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
如此鼓励直言，遂代有诤臣直士。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好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得争臣之体”，数予擢拔。及其病卒，犹“遗表劝上”。真宗“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叹久之，特赠工部侍郎”。
仁宗时，受宠的张贵妃（后来晋封为温成皇后）为其表叔张尧佐请官，仁宗命为宣徽使，立即遭到大臣反对，遂止。后来仁宗“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榷奏事……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愿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待郎章谆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谆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内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以上事例说明朝臣与皇帝议政时勇于直谏的情形和对皇室的监督。宋代皇帝允许中书、枢密、尚书三省长官对圣旨提出非议。中书省官员在起草皇帝命令时的首要责任就是权衡诏命当否，若“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也就是退回诏命，请重新考虑。这在君权时代并不常见。苏轼熙宁二年（1069）《上神宗皇帝书》云：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皇帝右文纳言，必然激发士人狂热的淑世情怀和直言勇谏的人文正气。范仲淹是振起此风的代表人物。这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中进士后初任职事就表现出不顾个人得失的狂直精神。他作《灵鸟赋》礼赞灵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谓夫子自道。天圣七年（1029），他41岁，任秘阁校理。当时仁宗已成年，而章献太后仍垂帘听政，且最忌“还政”的话题。百官皆知利害而不言，独他以“小臣之狂”而“昧死力言”，两次上疏直言还政，因遭贬黜。
宋人因直谏而得罪皇帝或权臣，虽被贬谪，却无死罪，因此还能获得刚正不阿、忠直敢谏的美誉，一有机会就可能重获升迁。宋代许多名臣都有这种经历。范仲淹被贬四年后，章献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即被召回除右司谏。后来仁宗欲废郭皇后，不许大臣劝谏。范却率台谏十臣伏阙叩门大呼不可，于是立即被贬。此事“骇动中外”。富弼上疏说“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批评仁宗“逐忠臣”。两年后（景祐二年），仁宗再次起用范。吕夷简畏其直言，命他知开封府，欲以繁务困之，使他无暇他顾。他还是奋不顾身地干预朝政。宦官闫文应恃宠弄权，他“闻知而不食，将入辨，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明日尽条其罪恶闻于上。上始知，遽命窜文应岭南”。景祐三年，他向仁宗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惟私。吕反斥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此事激起朝臣义愤，纷纷上疏为范鸣不平，甚至请求从坐。欧阳修写信指责高若讷身为谏官而不敢为正义申辩，“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次与范一同被贬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为此写了《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余、尹、欧为“四贤”，高为“一不肖”。此诗引起都人争相传抄，“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范出京时，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顾风险为他饯行。有大臣批评王质：“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可见当时朝野人心对狂直之士的推重。像这些敢于坚持正义的狂直之士虽然动辄被贬，但却能赢得人心和美誉。尤其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还能很快得到重用。皇帝也乐于启用这类“直臣”、“谏臣”。这就是苏轼所说“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之意。范仲淹外任仅一年半，就有大臣上疏请皇帝“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不久，被“天下指为狂士”的范仲淹就被重用为参知政事，入朝执政。虽然他领导的新政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他从此离开朝廷，辗转地方任职，但他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和“有犯无隐”、狂直敢谏的作风，对两宋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史》本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狂者进取”精神与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开明政治相互激励，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于淑世理想、勇于直言进谏的“狂者”群体。上举范仲淹发动十位台谏官叩门伏阙进谏，就是群体行为。紧步其后的欧阳修知谏院时期，又形成了以欧阳为中心的狂谏群体。
史称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蹇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韩琦为他作《祭文》称：“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在庆历初，职司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又韩作《墓志铭》言其早年知谏院时，“自任言责，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为富贵易节。凡大谋议大利害与同官论辩，或在上前，必区判是否，未尝少有回屈……台谏官论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欧阳修历仕41年，数因言事被贬。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贤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后果而为之的。那时他29岁，只是小小的馆阁校勘，人微位卑，本与范、吕之争无涉，却情愿自投罗网。庆历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为贬官外任，仍冒死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因“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辨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并自明心志曰：“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自欧阳子”之说有所不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南宋朝廷软弱，却亦不乏忠义狂直之臣。国难当前，士大夫进取之心尽倾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
孝宗朝名臣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主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言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名儒周必大，官至将相，立朝刚直敢言。孝宗曾对他说：“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光宗朝中书舍人楼钥“持论坚正”，“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
南宋最有名的“狂人”可推胡铨、陈亮。胡铨是高宗朝进士。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枢密院编修官任上，因宰相秦桧与金议和，遂愤然上疏千言，痛斥主和人物秦桧、孙近、王伦，言其可斩之罪。奏疏最后曰“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之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秦桧立即以“狂妄凶悖”的罪名把他远谪岭南，此后又一贬再贬。凡为他申辩或表示同情者亦难幸免。二十多年后，孝宗即位，他才重新入朝为官，仍然直言好谏。
陈亮是思想家、文学家。他恃才傲物，以平民身份执着地进言干政。25岁时应礼部试落第，次年上《中兴五论》，抨击朝廷苟安政策，力主抗金复国，批评皇帝用人不当，导致士风不振，苟且成风。九年后，他再至临安，改变名字，连上三书，情辞更加狂直激烈。《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五千余言，痛“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力陈复国之策。孝宗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将擢用之。”由于朝臣阻挠，他不得回音，便愤然连上二书，毫不掩饰忠愤之情，直责皇帝“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纵论朝政，力陈抗金复国之策，并执意要求面君。皇帝和大臣们不想采纳他的意见，但继续不理睬又不体面，就想给他个小官了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搏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险些惹祸。又十年后，46岁的陈亮第三次到临安上书，被朝臣目为“狂怪”。不屈不挠的陈亮天真地以为如果有个官职，或许可以实现抗金复国的理想。于是在51岁（1193）参加了礼部考试，被光宗擢为状元，半年后就病逝了。
两宋史籍对狂直之臣一律予以赞美，这反映了宋代文人在赵宋王朝右文纳言的政策感召下，以狂直为美的普遍心态。
三、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宋、清三代最有成就。在思想史上，先秦、魏晋、两宋是最辉煌的时代。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邓广铭也说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宽松态度”。宋代文人享受并利用这种自由和宽松，他们博览群书，通经达古而不盲从，蓄多积厚而不拘泥，敢于怀疑经典，标新立异，在思想和学术方面也表现出一种进取和创新精神，并且卓有建树。
柳开（948──1001）是宋初最早反对骈文，倡导古文的人。然而他的用意主要不在文学，而在于振兴儒家道统。这位性情上的狂人在学术思想上也是狂者。他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他以此“道”自任，自号“东郊野”、“补亡先生”，是韩愈以下三百年来“当仁不让”的第一人；著述可比司马迁、班固“二家之良者”。后来索性认为孟、荀、扬、韩只不过是“圣人之徒”，倒不如干脆“取六经为式”，直接以先师为法，从而“正百家之失，廓尧舜之正途，张周孔之至、管晏之俦、霸者之佐”。沈括《梦溪笔谈》卷9载：“柳开好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帘下，凡千轴，载以独轮车……欲以此骇众取名”。这位狂者虽然在思想上建树不多，但他充满自信的传道精神却颇可说明宋代学人的狂傲气概。
宋学有疑传派、疑经派。范仲淹是疑传派的发轫者。他在天圣五年执掌南京应天府学并兼管应天书院时“四方从学者辐辏”。他在讲解六经时，“病注说之乱六经”，著《易义》、《易兼三材赋》等若干文章探讨《易》学，表现出不盲从古人的自立精神。这是宋人疑传的开始。他的门人孙复师承其学，也“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成为宋学疑传派的首席代表。受范氏学术思想影响的人不止孙复。据《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所列，范氏周围有一个几乎囊括当时名儒的学术群：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及范氏纯仁、纯祐、纯礼、纯粹四兄弟是高平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是高平讲友；韩琦、欧阳修是高平同调。这是宋代思想文化自立进程中的第一个学术群体。
欧阳修是疑经派的开风气者。他认为“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他对《诗经》的毛传郑笺曾有怀疑：“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为《诗本义》，所更正百余篇”。清代学者对此感到惊讶：“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
欧阳修因疑传进而疑经，认为自秦焚书，“六经于是中绝。汉兴盖久而后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伪说之乱经也”。他作《易童子问》，断定《易经》中有后人伪作。
清人对欧阳修疑经决不赞成，陈澧《跋欧阳文忠公集》即批评欧阳修之多疑：“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
宋代经学疑古之风在欧阳修这里全面形成了。其后如王安石、苏轼、程颐等人疑《尚书》，至南宋朱熹乃断《古文尚书》为伪书。南宋永嘉学派叶适作《习学记言》，对传世的先秦典籍提出了许多疑问。疑古之风波及科场，有“举人举经史疑义可以出策论题目凡数千条，谓之《经史质疑》”。可见两宋疑古思潮之浩大。
宋人治经学多从《易》始，盖因《易》本筮书，其意晦涩不定，具有广泛的可解释性，这很适合宋人喜欢自由发挥的作风。现存宋人《易》学著述60人69种。《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易》类著作158种，附录8种，其中宋人56种。此数字略可说明宋人治《易》的热情。宋人治《易》不重前人传注。不论象数派、义理派，都从《易》中发掘可为己用的思想资料，用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通过解《易》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周敦颐、邵雍是象数派的代表，他们开创了以图表解《易》的门径，从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表达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心得。这是颇有胆识、信心和勇气的创举。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颐则专讲义理而不讲象数。他所谓理，包括精神本体、事物规律、道德标准等含义。他也是通过解《易》来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又如司马光之《易说》“大都不袭先儒旧说”，也是阐释义理以切实用的。苏轼《东坡易传》“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唯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
从宋人治《易》约略可见其在思想、学术上狂傲自信、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被张载表述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促成了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前半学术思想的两度繁荣。北宋自范、胡、孙、欧、李兴疑古思潮，又有王安石新学风行一时，濂（周敦颐）、洛（邵雍、二程）、关（张载）、蜀（三苏）诸派烽起而程氏理学蔚成大观。南宋前期半个世纪左右文化再度繁荣，学术上有闽学学派（朱熹）、湖湘学派（张轼）、金华学派（吕祖谦）、象山学派（陆九渊）、永嘉学派（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或对立，或互补，各有建树。
与此相关，希圣希贤也是宋代思想家普遍的志向。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欲与稷契遐相希”，这是他少年心志。嘉祐元年，已经步入中年的王安石初次拜会欧阳修时，欧《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语。他在《奉酬永叔见赠》诗中说“他日若能窥孟子，此身何敢望韩公”。曾有人据此讥讽他狂妄，认为他不以韩愈为然，一心比孟。这或许不无道理。他平生志趣的确主要不在文学，而首先是淑世和立言。他颁行“三经新义”倡导新学，“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晚年作《字说》，以意解字。这些都被当时和后世许多人视为狂妄。张载的弟弟张戬有一次当面说他：“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相传王安石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之语，虽出处不明，但与他生平思想之狂傲自负基本一致。苏轼奉诏所撰《王安石赠太傅制》，曾“网罗六艺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之语评论其治学精神。
宋代理学家中许多人都怀有立言传世，成圣成贤的理想。在他们心目中，孔、孟之后已无圣人。“孔、孟之后，其心不传”。他们要“为去圣继绝学”，就是要把孔孟之后断绝了的圣贤之学说、事业接续下去，成就一番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比肩的思想。周敦儒明确提出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二程十四、五岁便学做圣人。程颐为程颢作墓序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其实这也是程颐的自信和自负。张载也有“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心志。朱熹认为自己就是圣人，他曾以身示教曰：“不用某许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功夫，亦看圣贤的不出”。朱熹一生以圣人自期，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年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那么程子之后呢？“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论在不在朝堂都要“谋其政”，一生上书进言十几次，不怕惹怒皇帝，执着地布道。但对官职又常“有所不为”。他很赞成人要有点狂狷之气：“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尚可为，若乡愿则无说矣。今之人才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陆九渊的学说曾被当代某位学者称为“虚诞的自我夸大狂的哲学”。这固然是“唯心”──“唯物”两极对立时代的说法，不过陆学中确有狂傲之气。陆九渊认为圣人与平常人之心是一样的：“某之心，吾友之心，上下千百载圣贤之心……亦只如此”。基于此，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皆我注脚”、之论。在两宋学术思想史上“六经注我”正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