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中国人的日本观 - 北斗六星网

叶于良，1922年生于北京，曾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主要做侦查、刺杀汉奸的工作，后被捕入狱。叶于良说，对日本的仇恨，从小就在心里。现在日本对侵略还不认账，这个仇恨，一辈子也忘不了。

叶于良：我上小学时还不知道日本是怎么回事。“九一八”事变后，大家都痛恨日本，我就想什么时候可以把日本打出去。上中学学历史，我对日本更没好感了。从那时候起我就有种爱国的信念，觉得中国人再不自强就亡国了。1937年7月6日，我经天津到南京叔叔家过暑假，结果发生七七事变，回不去北平了。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撤退。我跟婶娘他们从上海坐船逃回福州老家。8月11日从上海乘船去福州，结果8月13日上海就打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正在船上，出吴淞口的时候，看见日本军舰往中国这边开。8月20日到了福州，那里气氛也很紧张，到处都在宣传抗日。我们在中学里听抗日报告，唱歌都是唱抗日歌，四点钟下了课以后就学军事，相当于练兵。

这样搞了一个学期，我父亲那时还在北平，从银行通过香港再汇到福州，给我寄了一百块钱生活费。有了路费，我可以回家了。那会儿从香港到天津有英国轮船，在闽江口有一站，婶娘说你还是回去吧，将来日本再打来福州我们还得跑，就这样给我买了票，我就上船去了天津。一上岸我就看见日本兵在巡逻，还好他们就是检查一下，行李、人都要检查。后来到天津车站，我上车时，人挺挤，我就拉着把手，正好一个日本鬼子，他也上车，看我在门口就使劲给了我一脚。我当时被踢地莫名其妙，想抓住他问问，凭什么踢我？旁边一个中国人把我拦住了，说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惹不起。

叶于良：回到北平家里以后，我还继续在志成中学（编者注：即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念书。那时候有个亲戚，是抗日杀奸团的，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聊天，谈起来对日本怎么恨。他看我抗日情绪非常高，就邀请我加入。他问我敢不敢抗日，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就加入了。那时北平抗日杀奸团的负责人是孙大成，后来是李振英，我跟李一个人联系。当时都是单线联系，不准横向联系。他教我怎么爆破、暗杀，还有宣传、情报，告诉我日本军队是怎么组织的。他给我那个枪是真枪，我拿来研究，拆卸、擦枪，学会怎么上子弹、怎么打。那时候大概有四种枪，我们叫撸子，就是勃朗宁，有马牌撸子、枪牌撸子、狗牌撸子，还有一种我最喜欢使的就是六轮手枪。

我参与侦查的第一个刺杀对象是当时的商会会长。他的侄子跟我们正好是同班同学，我就借这个机会到他们家去看，住在什么地方，他什么时候出车、上班，周围的路如何，刺杀后应该从哪个胡同跑。我们一般都是骑自行车，要研究怎么跑最快。调查完了，我告诉李振英他们。李振英跟孙大成两人就带着枪去了，打算在那个会长上班的时候下手。那个会长每天早上都是不到8点钟上班，李孙二人就在外面等着，等车刚刚一出来，他们上去就对里面打两枪。结果一看打错了，把会长的太太打死了，会长没死。这一次算是失败了。

还有一次任务是刺杀伪政府的工务局局长，他女儿跟我是小学同班同学，我去过她家，就把家庭情况、路线图都画好了，交给李振英，他带两个人去了。最后完成了任务，刺杀成功。

再后来还有一次，天津抗日杀奸团派人刺杀周作人。当时他坐着汽车，到宣武门外铁道上，车开得比较慢，杀奸团把他打伤了，但没有死。

叶于良：七七事变三周年时，日本人和伪政府在中山公园开庆功大会。我们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首选目标是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还有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当时的分工是，李振英跟冯运修（编者注：杀奸团行动组枪手）制裁吴菊痴，我和另外一位同仁去制裁陈胖子，我们都带了枪。

那天他们正开大会，冯运修掏出枪就要打，让我们给止住了。李振英说现在这么多人，一开枪跑不了，我们要保全自己。没多久，吴菊痴先出来，陈胖子还没出来。吴出来以后，坐着车走了，李振英跟冯运修两个人跟下去。走到师范大学附近，那边有一队人，好像在出殡，还有吹唢呐，敲锣打鼓，这时冯运修上去，对准吴菊痴就是两枪，正中他太阳穴上。当时车夫都没听出来，还是被别人看见了，再报警。由于军警当时全部出动了，我们这边就没法等陈胖子出来杀他了，但是刺杀吴菊痴的行动成功了。

叶于良：那些汉奸，有的虽然说是为了生活，但是你当了汉奸总是不对。我就觉得汉奸该杀就杀。我们要扰乱敌人后方，在敌人心里面制造混乱，让汉奸都感动害怕。后来他们确实很怕，就怕碰见抗日杀奸团。

叶于良：当然了，对日伪的仇恨。参加抗日杀奸团的人，一般都是大户人家的孩子，都是学生。那个时候上得起中学的，家里条件都说得过去。上学的学费都挺贵的，像我们学校是教会私立学校，学费是30多块钱一季度，那时候当一个警察一个月才挣8块钱。当时，伪满洲国总理的孙子孙女都是抗日杀奸团的，还有抗日将领孙连仲，他的儿子女儿也是。刚才提到的冯运修，是当时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

叶于良：都背着家人，都不知道，都是后来出事了家里才知道。像冯运修，是汉奸的外甥刺杀汉奸。那个时候，学生心里就是仇恨日本，各阶层都仇恨。当然有些人为了生活所迫，当一个伪政府公务员小职员的也有，但我们不把这些人当汉奸看。

叶于良：有。抗日杀奸，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严守组织秘密，违者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写完了读，读完了烧，没有留存。

叶于良：日本人没有，很可惜错过了。有一次川岛芳子做寿，包场看戏，李振英带我去，买了票在楼下等着，川岛芳子坐在楼上看戏。本来等着散戏以后，她出来我们也紧跟着。结果还没散戏，她先走了，后面还跟着十来个保镖。我们就追，出来一看她上汽车跑了，刺杀失败。

后面有一次，李振英和我准备杀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我们从河南运进来4个手榴弹，就搁在我家里。手榴弹怎么用，日本司令官的行走路线如何，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如何刺杀爆破。但是这票没有做成，就被抓起来了。

在监狱里仍然坚持宣传抗日

叶于良：被抓以后都得带脚镣，由中国人看守，日本人经常来点名。我们在监狱里边也没有放松宣传抗日。有一回，小日本的翻译找我谈话，问我抗日的思想有没有转变，我说没有。他说他是中国通，在中国大学念过书，所以中国话还可以。他讲日本不是来侵略的，是英美侵略中国，日本解救中国。当时我跟他辩论，最后我还是坚持抗日是对的，但是他也没把我怎么样。中国看守一听可就害怕了，他说你在他这儿你还敢说抗日。那时候我是判了无期徒刑，给拉出去枪毙是太容易了。我说抗日是对的，我就是抗日，我不怕。

当时监狱里面很复杂，我们是无党无派的，里面还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大家见面还都是宣传抗日，偷偷看政治书籍。因为有中国人看守，就好办点，给钱，他就可以给你带书和信。

叶于良：后来知道了，监狱通知家里，家属给你送衣服，还可以送饭。但是抗日，家里能反对吗？家里人也恨日本，所以仍然是保护孩子。

叶于良：受到宪兵队严刑拷打。那时候监狱伙食太差了，常饿死人。我家里还送点饭，有的家里没人的，就得吃麸皮。有些人支持不住就病死了，差不多天天都有人死。

叶于良：待了五年，直到抗战胜利。日本天皇投降，监狱的所长是个中国人，跑进来大喊说日本投降了，报纸登了，他大喊中华民族万岁。我们就说，你这个汉奸，你喊什么。一喊他们就跑了，可把监狱门都锁上了，我们拼命把镣子砸了。有人就说，我们往外冲吧，干脆冲出去算了。正往外冲的时候，我们看见日本兵拿着枪，还在巡逻。一下子糟了，再往外闯日本兵就会开枪，我们这时候死在了日本人枪口底下不是冤枉吗？日本投降了，早晚他们得回去，得放了我们，现在就忍了吧，于是就没往外冲。一直等到9月3日，日本人才开门放我们出来。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了。所以我们把9月3日这一天，算作抗日纪念胜利日。

叶于良：还是鬼子，日本鬼子，对日本的印象还是特坏，特别坏。没好感，体育比赛也希望能赢他。足球希望赢他、篮球希望赢、排球也希望赢，反正一有比赛就希望能赢日本，对日本的仇恨就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叶于良：是啊，小日本又在猖狂，现在还不能够放松警惕。如果日本还敢侵略，那还得抗日。你别看日本投降以后国防力量差了，但是要恢复起来还是比较快的，他们科学技术底子比较强，所以说不能放松。日本如果更改宪法，可以建立自己的国防，那它恢复起来还是很快的，会做原子弹，会做导弹，会做各式的军舰、坦克、大炮，什么都会做。所以我们必须要防，我们得自强，才能够防御他们东山再起。

叶于良：能友好当然好，但是现在不友好，尤其日本对于侵略历
史不认帐。日本不比德国，德国人自己都把纳粹当敌人，而日本却把战犯当英雄供起来，这完全是两种态度。日本将来还是要走军国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