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李慧如
母亲被强暴，但为了孩子坚强活了下来
后来，李慧如和她的家人被带到了一处洋房里，作为仆人，他们需要服侍这里的侵略者和侵略者的家人。李慧如说，在一日日的战战兢兢中，她度过了几个生日。
在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孩被强奸之后，李慧如的母亲和婶婶也被拖走。“婶婶被糟蹋了几次之后就疯了，躲在水缸里不吃不喝，后来饿死了。母亲则坚持活了下来，因为她要养我们。”李慧如说，尽管活了下来，但母亲也因此染病。“十有八九是梅毒。”李慧如说。
在李慧如的记忆里，和平来得很突然，“感觉日本人突然走了。”随后，在母亲的带领下，李慧如和存活的四个兄弟姐妹一起，回到了之前的菜地与草房。“草房早就没了。”李慧如老人说，后来，她的小叔告诉她，舅舅和姨爹也被杀了。
老人的愿望是让更多人知道那段痛苦往事
17岁那年，李慧如嫁给了一个卖瓜子蚕豆的小贩，生了五个儿女，她幸存下来的兄弟姐妹也跟她一样忙于生计，他们谁都没有在意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个称号。
“我就把这些事情讲给儿女听过。”李慧如说，随着儿女慢慢长大，他们希望母亲能够有一个幸存者的称号。但因为不知道如何申请，几次打电话给江东门纪念馆，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也曾经跟居委会说过，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李慧如说，前段时间，她的小女儿曾经想带她去一次江东门纪念馆，但老人突然骨折，也让这件事拖延下来。
真正让老人旧事重提的，是因为她几位兄弟姐妹的离世，“都是生病死的，死之前，他们也没有申请过幸存者的称号。”李慧如说，她现在想要把这段往事讲述出来，也是为了给自己兄弟姐妹一个交代。
老人说，大屠杀之后，她屡屡在睡梦中被惊醒，梦中，总是有一把刺刀向她刺来。老人现在的身体并不好，高血压、糖尿病，而且腿脚也不灵便了。她说，自己还想多活些时日，让更多人知道那段痛苦的往事。
1929年出生的许爱华和1930年的李慧如年纪相仿，命运却截然不同——她的家庭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后，保持得还算完整。战争结束后，许爱华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两张“参观券”，亲眼目睹了对战犯谷寿夫的审判。“我不想要任何补助，只希望，能把那段往事传承下去。”许爱华坐在自家小屋的床上，语速缓慢地说。
躲过大屠杀的她
目睹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前面的人被炸死，后面的人踩着尸体跑
在许爱华出生之前，她的家就住在南京城南了，父亲许万荣能自己置办一手席面，这个家庭还算殷实。1929年4月15日，许爱华出生，她是老五。没有战争的时候，许爱华的童年分外平静，她6岁时，家人将她送至小学，然而，这种平静在1937年的冬天被打破。“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头上盘旋。”许爱华回忆说，机枪子弹扫过瓦片和炸弹爆炸的声音时常传入她的耳朵。
后来，许爱华做学徒工的大哥跟着一支部队撤离了南京，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两个年纪稍长的姐姐，也跟着一位六合的亲戚躲到了农村。“就剩下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父亲带着我们去了难民区。”许爱华说，当时的道路上全是难民，日本飞机飞过头顶，扔炸弹，前面的人血肉横飞，后面的人则踩着尸体继续跑。
难民区，也有日本兵进来抓人
在难民区，许爱华一家被安排在了一所学校的礼堂中。许爱华说，他们一家六口，分到一块床铺大小的空间。
老人说，当时给予所有人安全感的，是一位个子不高的美国女性，难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位瘦弱的女性，把试图闯入礼堂的日本军人挡在外面，但这样的庇护也有失效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有几个日本人从墙头爬进来，看到年轻的女孩就逮。”许爱华说，当时没有人敢反抗，但有人偷偷帮忙，把几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孩藏在了床板下面。直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赶到，日本人才叫骂着离开。在10岁生日的时候，许爱华和家人一起离开了难民区。
压抑了太久，观看审判时感到畅快
后来，日本人投降了，许爱华才敢上街，她说，正是这样的日子，让她在看到侵略者受审时，才感到特别畅快。
1946年夏天，17岁的许爱华接过父亲递过的两张参观券，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食堂工作的父亲告诉她，这是审判谷寿夫的入场券。
识字的许爱华从报纸上早就知道，谷寿夫，是日本战犯，当时文人们给予他的评价是，“谷寿夫为侵华最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许爱华不知道，谷寿夫率领的第六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残杀中国人民的数量，仅次于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
这样一个恶名昭著的屠夫接受审判，让当时的南京人群情激动，大部分人没有许爱华这样的幸运进入法庭。“当时的法庭里，远远看到谷寿夫，他一直低垂着头，很少说话。”许爱华说，当时法庭里的气氛让人压抑，但每一次谷寿夫被大声呵斥或者询问，观看的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好。
不管是战争，还是审判，都已经远离这位老人很久了，如今的许爱华只是一个戴着老花镜，走路颤颤巍巍的八旬老人。 老人说，她的故事，在之前，只讲给自己的儿女听过，现在她的同龄人渐渐老去，她的身体也大不如前，她有一个愿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普通人的历史。
文章来源：中国老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