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雨是天还没亮的时候下起来的。隆冬的天依然黑着，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但可以听见雨滴落下来的声音。细细密密的雨丝从天而降，落在楼房顶层的遮雨板上，旋即形成大块的水滴，一层一层往下砸。我在窗外渐渐强烈的雨的交响里醒来，枕间没见妻的身影。妻和我同在一家医院工作，是手术室的护士，昨天午饭后去上班就没见回来。我伸了个懒腰，看时间尚早，又在被窝里懒了一些时间。
七点刚过，女儿起床了。去了卫生间回来，女儿便敲我的房门，一边敲门一边叫：“哇，下雪了！树上是白的！”女儿自小在城里长大，很少看见雪，叫喊声里透着难言的兴奋。我怀疑女儿是被朦胧的晨光迷惑了双眼，把树枝上的白光误当成了白雪，就像她曾经把麦苗当成韭菜一样。
起床。半信半疑地推开门窗。刺骨的寒风劈头盖脸地打过来，风里挟裹着大片大片的雪花，我浑身止不住一紧，眼睁睁地看着雪花忽一下爬满前胸的衣服。我这才确信，多年未见的雪是真的在这个冬日降临小城了。每年这个时候，报纸上、电视里到处都是降雪的消息，但在中国大西南这个偏远的小城，雪一直是匆忙的过客，偶尔降临一次，也总是落地便消融了。人的情感就是这么奇怪的，对自己想见却很少见到的事物总是保有一种莫名的情愫。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雪停了。透过办公室窗户，我看见办公楼后散立的那些竹子，因为不堪叶片上的重负，纷纷地弯曲着身子，在整片以水杉树为主的林子里，显得特别的扎眼。我熟悉林子枝繁叶茂时的情形，也熟悉水杉树叶片脱尽之后的样子。此刻，水杉树直直地挺立着，部分叶片还未来得及脱离枝头，但已显现出明显的老态：绿的部分很少，大部分是苍黄的颜色，一溜的白雪停驻在枝叶上，斑斑驳驳的林子更显出一种别样的风致。
但再美的风致也抵御不了刺骨的寒冷。尤其是在午后，太阳出来了，雪开始迅速地融化，这时候起了风，来不及融化的雪，纷纷从枝头滑落，水杉树很快恢复了雪落之前的模样，只是苍黄的颜色似乎更加地深了。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后面，听闻着风吹过、雪从树枝上落下的簌簌声，内心里突然感觉有些空落落的。
2
从宿舍区到办公室，有两条路可走。
很长时间里，我走的是宿舍区的大门：下了楼梯，往左，出门便是公路，沿公路左拐，走上一段，再左拐，最后进入医院住院大楼。
路是一溜的水泥路，路边有路灯照着，灯光算不得明亮，但足可以让我看清雨后路面上亮汪汪的浅水凼。
另一条路就便捷许多了：下楼，穿过宿舍区和住院大楼之间的林子，直接就到了住院大楼的后门。
林子是特意设立的医院工作区和家属区之间的隔离带，因此住院大楼的后门通常是关着的，但最近不知为什么一直开着，因此我可以不用再通过宿舍区的大门，劳心费神地绕上那么一个大大的”C”形，而是走”C”形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的直线。
这样一来，路就直了，也短了。路面同样铺了水泥，但没有路灯，本就逼仄的道路在两边笔直丰茂的树木的映衬下，像一条朦胧而幽长的黑暗洞穴，洞顶便是高高在上的模糊天光。冬日的早晨，我路过小路去住院大楼上班的时候，天还黑着，如果不是因为熟悉这里的一切，我真疑心自己会被它的恐怖气氛吓倒。
事实上，这条林间小路是专门为了垃圾车而修筑的。垃圾道口就在小路尽头右拐一些的墙角。垃圾车很早就载着环卫工人来了，环卫工人提着铁锹跳下车，一铲一铲地将垃圾铲到车厢里，住院楼里总是住满了病人，那垃圾似乎总也铲不完。幸好是辆微型车，车厢也就齐腰那么高，即便是如此，也依然让人禁不住担心，在环卫工人一下一下、不断重复地铲着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扭伤了臂膀或者腰身。铲垃圾的一直是同一个环卫工人，五十岁上下吧，时间长些之后，我才发现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一天一天，他从来没有缺席过。垃圾车来得总是比我早，铁铲触碰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穿过清晨静谧的林子，我老远就听见了。
这天因为下雪，我出门比往日要迟些。我没听见铁铲发出的声音，但老远就看见一个火星在人头高的地方闪烁，火星发出的光忽地亮了一会儿，又划出一道弧线，降到了大约腰高的地方。火星闪烁的间隙，传出两个人的说话声：
“听说昨晚一个人开刀后死了！”
“哦？”
“就在三楼上，你看，手术室里还亮着灯呢。”
“哦——”
“人家医生说可以不开刀的，但家属坚持要做……哎——”
“……”
两个人，一问一答，都简单直接，又都装满了显而易见的复杂情绪。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医院昨晚上死人的事情的，还把死因弄得那么清楚。他们的交谈基本上是一个人在说，另外一个人在惊叹；听的人，除了惊叹，似乎还有些不耐烦，他没有接茬，说的人便只好停止了自己的话语，末了，仍止不住声声叹息。
随后就听见垃圾车的关门声和车子发动的声音——垃圾车开走了，只剩下那个火星还在垃圾道口的墙角里明灭。
我一直没见过环卫工人的真实面容。他的年龄，我是通过他的说话声猜测出来的。
3
那是个四十刚出头的男人，几天前，在建筑工地贴外墙瓷砖时从三楼的脚手架跌落在地，摔断了一侧的大腿和脖颈。因为失血和疼痛，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休克。好在经过抢救，很快清醒过来。
麻烦出现在如何治疗骨折上。医生给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手术治疗大腿，脖颈进行保守治疗；二是两个部位的骨折都进行保守治疗。家属不解，问，脖颈为什么不一起手术？医生解释：首先是脖颈的骨折不是必须要做，再次是两个部位一起做（手术）有很大的风险。家属又问：那只做大腿是不是就没有风险？
话这么一说，就隐隐约约地有了些火药味。医生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分歧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该有火药味，它的浓烈而呛人的气息让人想到敌对和势不两立。
可不管医生如何解释，家属仍坚持大腿和脖颈一起手术。因为病人是在建筑工地受的伤，老板是要负责的，“我们的人都伤成这样了，他出点血不应该么？”家属们显然已经走上了和医生不同的道，而且劲头十足，无论医生使多大的劲，都没能拉回来。
更大的麻烦是手术完成之后出现的。那时候，病人已经清醒过来，但因为手术时间有些长，负责麻醉的医生觉得有必要再观察一下，整个医院就数手术室里的抢救设备是最完备的，一旦发生不测，也便于及时救治。麻醉医生的预感果真不幸应验：病人麻醉清醒过来不久，就又陷入了昏迷——手术室里的那些抢救设备果真统统都用上了。
妻那天午后去上班，正好看到那个人手术后清醒过来又陷入昏迷最后停止心跳和呼吸，也看到了得知死亡消息的家属们如何在手术室抱头相拥，嚎啕痛哭，与此同时，建筑工地的老板则带领一帮人冲进手术室，咆哮着，逢人便打逢物便砸。手术室的大门被围得水泄不通，后来进去的人，没一个能出来。妻在手术室做了十多年的护士，眼睁睁地见到过好些个病人吸进他们在尘世的最后一口气，目睹一次，惊心动魄一次，但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叫人痛心疾首、惊惶无措，连死的心都有。
连死的心都有。这话是妻后来说的。
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午，妻才回到家。一进门，就嚷着累和饿，坐上餐桌，端起饭碗，只扒了两口就放下了；张罗着补瞌睡，躺进沙发里，闭上两天两夜未合过的眼睛，口中却不时冒出一声低沉的长叹，女儿接连叫了她几声，她竟没听见，没有丝毫反应。
晚上，躺进温暖的被窝里，妻仍止不住瑟瑟发抖；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之后，仍翻来不去睡不着；等妻终于模模糊糊地睡去时，窗外不远处农家里的公鸡已开始了高亢地打鸣。又一天的清晨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