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战场上被俘虏、被关押老兵的生活中有一段极为惨痛的经历。这些老兵尚未得到正义，这些人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秘密的受害者。它发生在44年前满洲（中国东北地区———记者注）深处的日本战俘营里。他们的遭遇也许是二战中保守最长、最严密的秘密。长期以来，这个秘密一直被日本政府否认、被美国政府隐瞒。尽管我们的政府公开声称对此毫无所知，但事实真相还是慢慢地被泄露出来……我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逃过了那场劫难，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政府在战争结束时就已知道了这些试验。”
这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帕特·威廉姆斯1986年9月17日在美国国会的发言。其被记载的“文件号是99－61，第3页”。
“我是于1939年12月被（日本）陆军省派到关东军防疫部，也即到了石井部队后，才第一次知道日本陆军正在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工作。我在那儿从事细菌的培养……就这样，我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细菌战的准备活动中。我确切地相信石井中将在那儿进行的细菌战准备是一项重大的科学试验……根据我所了解的事实，及在石井指挥下的部队中亲自从事的研究，在此我负责任地证实石井部队用活人进行了试验。”
这是在前苏联伯力接受审判的原731部队生产班长柄泽十三夫1946年9月在法庭上的供词。石井四郎、若松有次、北野政次都是原日本秘密细菌战的头目。石井四郎是731部队长，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为止，在整个世界中，除了十分专业地研究日本侵略战争的人士外，很少有人知道日军所实施的秘密细菌战真相。据悉，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陆续从各个方面揭露日本的细菌战计划。然而，由于诸多秘密资料被销毁，或仍没有被公开，直到今天，外界所知道的有关日本细菌战也仍然少之又少。中国人也不例外，美国人也不例外，日本人知道的就更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50多年了，日本和美国当局一直在故意掩盖与销毁日本细菌战计划的真相。这是人们对细菌战真相知之甚少的最直接的原因。
战后，除极少数日本“科学家”和有关关东军高级将领在前苏联的远东城市伯力受到审判外，没有一位日本的细菌战“科学家”为他们在1931～1945年间的暴行受到审判。“美国在与它的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可能还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共谋同意下，与这些战犯进行了一场交易……双方达成的免予追究战犯责任的协议在日本、美国和中国造成长期后果。”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谢尔顿·H．·哈里斯如是说。 哈里斯还认为，其主要恶果有四：第一，日本战争罪犯在战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并导致日本诸多一流的学者、作家、制片人和政治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历史，而且，有众多的战犯重新成为战后日本的“社会精英”和“民主领袖”。他们还向年轻的一代反复灌输引导他们人生的价值观，“道德和伦理在他们的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负责教育日本年轻人或监管国民健康卫生的大臣完全败坏了他们的职责。”由于当时的日本文部省协调美国占领当局控制教科书和学习材料，教科书被禁止提及细菌战“科学家”。在全日本，整个细菌战计划被“集体遗忘”。
第二，日军的细菌战罪犯在日本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里占据领导岗位。“战后数十年来，原731部队成员主宰了日本医协会（JMA）的理事会。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JNIH）长年来被原731部队、100部队、荣1644部队和516部队成员所控制。”JNIH曾因接二连三的丑闻而于80年代中期改名为NIIH──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第三，美国为获取日本的细菌战秘密而违背职业道德，与日本的细菌战实施者达成秘密妥协，“希波克拉底誓言”只是一纸空文。第四，中国在二战中成为细菌战的最大受害者，在战后仍然是细菌战的最大受害者。
1985年前后，美国退役中校墨瑞·桑德斯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美军驻日总司令，盟国占领日本当局统帅）授权他同那些对细菌战暴行负有责任的日本人做交易。他们最终达成的协议是，日本“科学家”的罪行被免于起诉，条件是他们与美国细菌战“科学家”进行合作。 美国老兵弗兰克·詹姆斯回忆说，1945年，他从日本的战俘营出来后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其所经历的细菌战试验。因为当他们从战俘营经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回国时，他们被要求在军方拟定的一份声明上签字，承诺不能向任何人或媒体透露其在战俘营里的遭遇，否则将被送交军事法庭。
据透露，在日本投降后，盟军的情报人员和科技调查人员曾对日本的细菌战计划的性质和实施程度进行了严密的调查。“它们最感兴趣的是，要找到那些与创立、支持庞大的细菌战计划有关的机构和人员。对此，美国情报部门在战争期间根据零星情报已经勾画出大致轮廓。这种调查自1945年9月就已经开始，持续了3年，直到1948年6月东京战争犯罪审判法庭结束、（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不再感兴趣时为止。”哈里斯教授在其专著《死亡工厂》（此书中文简体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者注）中如是说。
日本投降后，美国情报当局曾取得了全部有关的日本档案资料，并把它们运回华盛顿，其中大部分存放在国家档案馆里。数年之后，处于政治和冷战的需要，美国为向日本示好，曾又把其中的某些资料又还给了日本。
1945年初，为应付盟国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日本官员均用“不知道”或“或真或假”来加以搪塞。“在日本当局人士中，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丝毫有关细菌战研究的事情。除了增田知贞一人外，所有军事头目都否认日本从事了进攻性细菌战研究。占领初期所有接受访问的人均认为天皇不知道细菌战研究，或者说这种研究是在未经天皇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而，日本人的这种态度在美日达成秘密交易后则有根本性转变，变得对美国人“非常合作”。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半数以上都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超过5000名以上的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细菌战计划。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阴谋……在东京战争犯罪审判中，受这个阴谋影响的6个盟国的检察官们，对自己所知的事情保持了沉默……”
引自《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一书，1989年修订版，纽约Pantheon图书公司出版。 “到1947年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盟军占领日本）当局已收到的大量资料有力地证明，有相当一批日本‘科学家’———既有军人，也有非军人———参与了把人当作试验用的豚鼠来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根据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宪章的规定，他们的许多研究显然侵犯了人权……历时两年的调查所获得的证据表明，任何一个检察官都可以把他们送交有关当局，对他们进行审判和惩罚。这样做只需要负责任的调查官的正义愿望。对石井的受害者们来说不幸的则是，这不是美国军事当局的优先考虑……在所有关于日本细菌战‘专家’问题的讨论中，起决定因素的将不是战争罪犯而是情报价值。日军的细菌人体试验的结果具有最高的情报价值。”
引自哈里斯教授的专著《死亡工厂》简体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千里大追踪
哈里斯教授认为：“应该说，1946年4月季南（远东战犯法庭首席检察官———记者注）没有对石井等人提出犯罪指控，这是美国官方隐瞒日本细菌战计划的开始。”
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从1942年开始正式研制细菌战武器，这个时间比日本等国的开始时间要晚许多。日本对细菌战的研究和人体试验方面在当时均是世界领先地位，更何况，日本当时是在违反国际公约而惨绝人寰地用活人做试验。
美国在当时并不承认日本的细菌战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反而认为德国的细菌战研究最为先进。但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后，美国在国内曾对日本的细菌战研究计划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严加防范。直到1942年夏天，美国安全当局才开始重视日军的细菌战威胁。当时美国有人提出警告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袭击我们两次———第一次是枪弹，第二次是细菌”。1942年年末，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追查日本细菌战“科学家”，曾派特工追踪到南美洲厄瓜多尔的深山老林里。
美军大调查
在麦克阿瑟成功进行对日“跨岛战役”后，美军俘获了数千名日军。美国人很快发现这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受过医学训练的官兵，包括兽医、医生、护士、卫生兵、药剂师等。这是美国调查日本细菌战计划的意外收获。美国情报部门为获得日军细菌战情报，特意准备了列有75个细菌战问题的书面文件，以向战俘们发问。美国还特意在备忘录中指出：“因为日军有能力实施细菌战，因此在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美国士兵须铭记要俘获任何医学方面的文件资料和医药品……任何有关敌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无论何种程度的，都要立即上报情报司令部。”
哈里斯教授认为，“美国的细菌战调查官所获得的最重要情报之一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柏林的瓦砾。”1945年6月20日，在德国柏林的美军逮捕了日本驻德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北条圆了大佐。51岁的北条不但是日本在欧洲搜集细菌战情报的高级官员，他还掌握日本细菌战的核心机密。由于北条是极其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被旋即押送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美国五角大楼即国防部的审讯。在进行非常“聪明而且合作”的审讯后，北条又被立刻遣送回日本。
美军从日军俘虏身上得到的情报至少证明两点：第一，此前中国方面对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指控全部得到确认；第二，日军细菌战计划的规模要比美国人想像的大得多。
意外大收获
据悉，到了1944年秋天，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切地掌握了日本细菌战武器开发研究的概况。“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是：在几年的时间里，日本研究了鼻疽菌、鼠疫、炭疽、霍乱、赤痢、结核、伤寒等，可能还有其他疾病作为细菌武器的可能性。另外得知：日本曾研究开发过数种细菌战武器的运送方法，其中包括一种细菌炸弹和一种被称为‘记号7’的特殊装置……虽然参与细菌战开发的许多主要人物尚未查明，但是滤水器的发明者石井四郎被认定为日本细菌战研究的一个主要人物。这位作为日本帝国陆军高官的‘细菌学家’被多次认定是哈尔滨和东京的细菌战研究的主要角色，他指挥的部队与细菌武器开发有密切的关系。”
1944年11月28日，美国陆军部长史蒂姆森和联邦安全局局长麦克纳特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开发的进展和其他国家有关细菌战的情报总结报告，并在报告中写明：“有较多可靠证据表明，日本对细菌战有兴趣并开发了细菌战实施方法”。1945年7月26日，美军情报部门又准备了一份有关日军细菌战准备的更为全面的分析报告。
官方大封杀
由于美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对日本进行规模庞大的细菌战研究感到“震惊和紧张，因此，他们决定对此事严加保密。因为如果日军显然是成功地开发了细菌战这一消息被传出去的话，则会挫伤美国国内（战争）后方的士气”。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是不能公开的。美国陆军部门认为，“如果有关日军或美国的细菌战计划的情报被泄露，就会不可避免地招来国会的调查。国会的调查会危及底特里克基地（美军细菌战研究的基地———记者注）的研究，而且，如果召开听证会，（细菌）战争准备会因被曝光而遭受损失。”
1944年6月前后，美国出版了《日本的秘密武器》一书，书中揭露了日本的细菌战对美国的威胁。随即，美国军方就采取“灭火行动”，希望该书成为“哑弹”，并“建议”美国宣传部门对该书施加影响，“不要让任何有关该书的书评以及提及该书的文章登载到报纸杂志上”。哈里斯认为，“或许是由于战时情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共同行动，不是宣传反面的书评，就是让媒体回避报道。结果《日本的秘密武器》很快就被转移到了书店的处理书柜台。日本秘密的细菌战研究仍然只为相对极为少数的情报官员和科研人员所知。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继续保持绝密，所知的美国人则更少。”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底特里克的“科学家们”最关注的则是“想方设法查明敌方（细菌战）研究的实际状况”，他们要彻底调查日本细菌战的真相，但不是为了审判日本战犯，而是为了获得日本方面的绝密情报，并为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服务。 尽管有许多人对底特里克所采取的行动非常不满，但“对（美国的）化学战和细菌战的调查官们来说，为找到他们认为这些领域至关重要的情报，不会容忍任何妨碍。他们不会允许战争犯罪的责任问题来干扰他们的调查。知情或不知情，他们的调查是得到军队的最高层———也许是华盛顿、伦敦、渥太华的政府首脑们的支持。他们的态度对决定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增田知贞以及其他细菌战重要人物的命运将非常重要。”
“不管怎样，免予起诉问题涉及军事及政治两方面，只有在征得最高行政当局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因为免予起诉问题随时有被公众知道、落入政治陷阱的危险。如果在战争犯罪审判进行中曝光的话，至少会使美国非常丢脸，甚至会导致要求所有参与细菌战研究计划的人员因为战争犯罪而受审。到那时，将无法预测有多少政治家、军人、‘科学家’以及（日本）皇室成员会被卷入该事件之中……因此，关于免予战争犯罪起诉的决定，应该是在华盛顿的行政部门，而不是底特里克基地、东京的占领军司令部或者五角大楼作出的。”谢尔顿·哈里斯教授如是说 。
1946年元月初，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首次披露了日本细菌战头目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这使美国当局大为吃惊，并立即做出反应，在第一次报道发表后就设法阻止新闻媒体继续讨论石井或日本的细菌战问题。1946年1月7日，美国情报人员找到美联社驻东京分社社长拉尔夫，“要求他不要撰写任何会使石井认定美军想要得到更多有关试验的情报的报道”。从1946年4月开始，有关日本细菌战的主犯、他们以前的活动以及有关他们被握在盟国手中的命运等等的公开报道都被秘密查封了。尽管“在幕后，对石井、北野和若松等人的控告信仍倾泻而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很久，日本细菌战也一直没有在美国媒体作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出现过”。
1946年9月3日，一位“731部队”成员写信给美国驻日占领军当局，告发石井等人，指控石井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人道的敌人。”这名告发者指出，其他军国主义分子非常害怕石井出庭作证可能供出对甲级战犯极为不利的证据，“甚至某位皇族成员也要受到牵连”。“他控告（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复员局和终战联络部在共同参与制造一个阴谋，企图‘使此案销声匿迹’。”非常奇怪的是，美国当局非但不去调查有关情况，对告发者置之不理，反而接受了日本当局提供的有关石井的“个人简历”。在这份石井的简历中，除了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当前通讯地址和军历、职务外，无任何其他内容。
1945年秋天，冷战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国与前苏联的对峙越加明显。在日本细菌战问题上，美苏双方互不信任。由于双方各自都俘获了部分日军细菌战的“科学家”，但任何一方又都没有掌握日本整个细菌战规模所必要的情报。这对美国来说，石井及其同党就成为美国揭开日本细菌战秘密的关键。对于美国的细菌战情报当局来说，确保石井四郎及其他日本主要细菌战“专家”的合作则变得更为紧迫。为了防止前苏联获取更多的日军细菌战情报，石井四郎就成了“不受美国保护的保护对象”。美国还帮助这些日本“科学家”如何与苏联人“打埋伏”、“反审讯”。石井四郎也深知美国的动机，于是双方讨价还价，然后，石井则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供出半真半假的细菌战情报。
美国对细菌战“科学家”的“审判”也很具有讽刺意味。其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主要包括：第一，保证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科学家”提供资料的兴趣仅出于科学的目的；第二，美国的调查与战争犯罪指控无关；第三，苏联人已经俘虏了日本细菌战“专家”的同党，并供认曾参与人体试验；第四，另外的日本细菌战“专家”正在与美国合作，而且合作得很愉快；第五，苏联人很快就会来审判日本“专家”；第六，日本“专家”不得向苏联人透露有关人体试验、跳蚤的生产、野外试验、细菌战的组织结构或接受美国人的吹风和指示。
这几招使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极高的情报：19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同意撰写一份有关人体试验的长篇报告。他们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用英语为美国人完成了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另有一份长达20页的19年作物毁灭研究报告；10名日本兽医将完成他们专业领域的研究总结；一位日本“病理专家”将复制出8000张“细菌战试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石井四郎撰写“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
尽管报告“大部分是根据记忆”资料汇编的，但他们找出了“一些对他们有用的现存资料”。1946年2月初，美国军事当局掌握一份有20人以上的高级军官及学者的名单。这些人掌握着对石井等人有致命性打击的情报。美国人在得到上述非常满意的资料后表示：“希望自愿提供这些情报的个人，因提供这些情报而免遭麻烦，也希望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以防止这些情报落入他人之手。”
1948年4月左右，美国的有关记录表明：“处理过该事件（指调查日军细菌战──记者注）的全体情报人员应该注意：所取得的有关‘石井和细菌战’的任何情报都含有国际复杂性。这些情报具有高度敏感性，必须采取一切防备措施以保守秘密。参与该事件的人数应控制在最小范围。”
据调查，美国负责调查日军细菌战的情报人员分成三组。第一组来自底特里克；第二组来自美国军事情报部，通称为“G－2”；第三组来自美国驻东京占领当局“副长官办事处”。由于“副长官办事处”的调查动机是找到证据，以告发这些日本人，遂与“G－2”发生冲突。为防止该办事处进一步干涉，1947年3月，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向东京发布命令，将战争犯罪调查置于情报部门（G－2）的管理之下。”“所有的行动、审讯和联络都必须和G－2协调配合。为维护美国的利益，避免问题复杂化，必须绝对保守秘密。未经G－2同意，不得就该事件向控方提供帮助，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今后所有的调查，都由盟国翻译审讯部中央审讯中心管理之下的东京办事处进行，各现场已着手进行的追踪调查全部停止。”
这就意味着，已经逃脱检控法网的细菌战参与者，从此不会有被告发的危险，而且，即使是那些已经接受调查的参与者也得到保证，“他们的自由会受到保护”。于是，从1945年5月3日开始，远东战犯法庭开始在法律上把注意力从细菌战方面转开。因此，尽管盟国审判了2000起案件，涉案日本人多达5700人，但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日本细菌战专家都不曾出现在这些军事法庭上”。
哈里斯总结说：“这些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美国情报部门仍然拒绝公开可能与此问题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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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日本联合微生物学会会员合影，前排两名军人中，左为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右为北野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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