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悲观主义而辩护 - 北斗六星网

一位前辈在谈到我的“死是悲剧的”这个命题的时候说：“死决不仅仅是悲剧的”，它也可以是壮丽，也可以是一种欢乐——比如基督的死。”这位前辈的意思好像是在批评我对死亡的态度不能表现得这么卑微、猥琐，这样充满恐惧，应该站得高一点，应该摆脱这个“悲”字。而我恰恰认为耶酥的死不是欢乐的，耶酥的死是痛苦的，象平常人一样痛苦。甚至耶酥对于死亡也是恐惧的，他也想逃避。在“客西马尼祷告”那一节里我们可以读到这种描写（这是耶酥被抓的那一夜）：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客西马尼。耶酥对门徒说：‘你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此时耶稣的心里一定很乱，否则他不会要求自己呆一会儿。这“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几乎要死的忧伤”里边或许有许多别的更为神圣的感情成分在，比如怜悯，但我想这里也肯定有恐惧的成分，对死亡的恐惧。那句“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的“那时候”，肯定是死亡的时候，这意思非常明显，他不想去死，他想逃避“那时候”。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前一句好象在哀求，或更强烈一点说有些歇斯底里，失去了自我控制。而第二句的赶忙否定，问题也并为得到解决，此时他更是心乱如麻（事情也恰恰是这样，稍后，耶酥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祷告）。所以当耶酥回去的时候，对门徒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其实他让门徒警醒，不过是想找一个能和他说说话、给他一点安慰、分担一点痛苦的人。说明此时他心理压力太大了。而当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不是一语双关么？好象是在责备他的弟子，其实在说他自己，他现在正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马太福音》写到这儿的时候，《路加福音》紧接着有更形象的描写，而后“耶稣极其伤痛，祈祷更加恳切（说明更恐惧），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处在大痛苦、大恐怖、心肠欲碎的耶酥形象，不会马上出在我们面前么？（鲁迅也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最后判定耶酥“他最终还是个人之子。”）

不要凭想象做判断，不要忽视死亡带给人的一切，也就是不要忽视痛苦。也不要因为耶酥的痛苦就责备耶酥，并怀疑他的伟大性。因为你也生而为人，面对死亡你也会痛苦、恐惧的。我们应知道，作为升华的人生，痛苦是必修课，是净化你、升华你的必要手段，通过痛苦的洗礼，人变得圣洁了。这就是《圣经》中，“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的意思，痛苦使生命辉煌。

是的，死不仅仅是悲剧，耶酥也是欢乐的，但那是经过巨大痛苦之后的欢乐。而我们只想拥有耶酥的欢乐而不想经历耶酥的痛苦，那我们的欢乐将是空洞的。而耶酥的欢乐是有巨大的丰富性的，是质密的，包涵了整个世界的内容的。

耶稣临死前的这种恐惧，深深得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他们的智者、哲人从这更具情绪化的经典情节中，吸收了智慧与意义，从而使整个西方文化更具有悲剧感，更具人的性质，更人性化，也更接近这个普通世界的真实情况，所以也就更能找到解决人的问题的具体办法。不是以神的形式去想人，把普通人罩上神的光环。而是以人的形式去想神，去创造自己的最高文化理想。鲁迅正是进入到了西方文化的这种状态中，在人的深渊里挣扎。因此最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神，成为了中国人的最高文化理想。我们是靠探测深渊的办法登上高峰的。

那位前辈在继续看我的作品时又发现了矛盾，他说：你不妨自己再读几遍自己的作品，尽量客观一些，你就会发现你的很多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比如“死是悲剧的”，“死是人生的一种本质”，但你又说“真正的伟人是不会衰老的”，难道这不矛盾吗？这位前辈说：“不要太绝对了，因为辨证才是一切事物和生命存在的本质。”

我明白这位前辈的意思，既然死是悲剧的，而死又是人生的一种本质，而伟大者为什么又是不会衰老的？也就是不会死的？其实这里并不矛盾，这里有个升华的过程在，这中间的关系也就是死亡与拯救的关系，也就是痛苦的耶酥升华为拯救人类的基督的过程。

佛洛依德说，我们是靠探测深渊的办法登上高峰的。如果死亡的巨大痛苦是个深渊的话，我们正是通过这个深渊，登上永恒的山峰的。你不沉到最深怎能升到最高？伟大的山峰都是起自最深的谷底，我想这也就是辩证法，这位前辈之所以从表面上看它矛盾，就是没有看到这里边有个伟大的辨证的道理在。前提和结果有可能是矛盾的，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中间有了改变。

我却认为这位前辈对我的批评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说我太悲观了，所以要尽量制造些欢乐给我（认为死亡是欢乐的），而当我在悲观中跳出个希望似的东西时，又引起了质疑好象太突然了，和以前的印象不一致。我们中国人对悲观主义的问题一直持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习惯于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悲观主义者，一提到悲观主义者我们就说是颓废或叫病态，好象他们在往坟墓里跳，他们在扼杀我们赖以活命的希望，或好象我们周围那强大的充满活力的现实，脆弱得经不起这种悲观似的。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对悲观主义太陌生了，我们的古人并未留下强烈的悲观主义的传统，我们的传媒一直以宣传乐观主义为宗旨，所以我们往往迷失于那强烈的悲观主义气氛，而看不请这巨大能量所造成的结果。而当我们中间出现一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他给我们开辟了一种伟大的现实以后，我们又不知所措，先是反对，想极力的扑灭他，在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以后，我们又奉他为神，把他放在天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拒绝（比如鲁迅）。我们至今并未取得关于悲观主义的真正的认识。

如果概述一下鲁迅绝望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他先有了对生命本身的绝望，前面是坟。他又凭着自己对绝望的认识、体验（也就是他有了悲剧意识以后），读懂了别人的绝望（社会的绝望），“他于一切眼中看到无所有”；然后他又读懂了万事万物的绝望，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把一切看得“分明”了。此时鲁迅已无所希望了。但鲁迅又说：“他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无所希望中怎么得救呢？他已经进入了最深的深渊？

鲁迅决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者。他是战士，另一种意义上的战士。他是“明知前面有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张承志把这叫作纯洁者的暴力）正如他在《过客》中所表述的，庸众是逃避坟往回走，他们沉湎于那过程中，沉湎于来路，不敢看那终点，但正因如此他们越来越庸，但他们能免于被坟墓所吞噬么？而伟大者却不逃避坟，他们敢于盯着那终点而往前走，但他不是为坟墓而往前走，也就是说不是为死亡（因为有一种声音出现了），而是为死亡后面的呼唤。那是希望的声音，那是精神的声音，如果人超过了死亡而抓住了这个声音也就是抓住了这个希望，他将永生。所以他的不回避绝不是调子太灰，而是要给人找更有意义的希望和慰安，找真正的拯救。

如果说《过客》中过客是在应着坟墓而往前走，而《墓碣文》说明他已经抵达，他已来到了坟墓的跟前，他已和死亡相遇。我们看到那场景是可怖的，让人无法忍受的，令人绝望的，甚至是疯狂的，惨烈的，非人的，也就是无所希望的。在大恐怖中“我”已完全丧失了过客的强力意志，《过客》中那个英雄主义的，个性鲜明的形象已变成了一个卑微的，模糊不清，很难辨明的“我”的形象。我已非我，我已至弱而卑微。

卡夫卡的绝望是建立在人类几千年来想消灭苦难的失败的经验之上的。他的伟大并不是消灭苦难，而是敢于正视它，接受它。因此他才能保持空前的冷静与耐心，并由此出发，建立他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不接近理想，但更接近本质。也就是更接近问题的实质。

约瑟夫·K 试图进入城堡的努力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但他一刻也没停止过寻找机会进入它,而希望正在于此。就是说在不能到达的路上不停地走，在没有结果的追求中不停地追求。卡夫卡说：“如果我被判决了，那么我并非仅仅被判完蛋，而且被判处抗争到底。”这就是卡夫卡的积极处。他的悲观在于他认为被判决了，他的积极处是“抗争到底”。

加缪的西绪弗斯明知把石头从山下推到山上这工作是徒劳的，无望的，是以再次滚落下来为其结果的，而且这徒劳的，无望的工作也是永无休止的。这工作其实是一种无尽的苦难（这正是我们的生活的真实写照）。但他还在把石头从山下推向山顶。他的推石头正如过客走向坟墓一样，不也是在反抗绝望么？不也是另一种希望么？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不管是鲁迅，加缪或卡夫卡，他们的追求都表明了人的被动性（后两者更无奈）。都是只能如此，不得已而为之。人是被动的，被动的原因是来源于这世界本质的悲剧性。谁也逃脱不了，谁也不能战而胜之。但我们又不能消极怠工，坐以待毙。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反抗在此是唯一的一种解脱途径，升华手段。

面对这个充满悲剧意义的世界，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们在苦苦地寻找问题的答案。他们更有一种紧迫感和忧患意识。而那些乐观主义者们却对折磨着人类的痛苦问题视而不见。在他们战胜痛苦之前他们早已远远地抛弃了痛苦。他们自诩为超越，其实所谓的超越无非是逃避。试想，一个对痛苦拒绝感觉的人，他怎能试图动手消除痛苦？他不可能成为为人类受难的耶酥，也不可能成为迎着坟墓而往前走的鲁迅。

生命是美妙的，这个世界是让人留恋的。而这个美妙的生命却是要死亡，要归于无有。如何冷静地面对这一切，如何使这种残酷的现实不变成毁灭而变成新生，我们确实需要严肃认真的寻求。这仿佛是在险恶丛生的大山中开辟一条道路，一相情愿地想象这山中会有多少条路是不真实的，如果真的按想象的走起来我们肯定会掉下悬崖摔死。我们必须面对一切阻碍，遇着石头我们就要搬动它，遇着木头我们就要砍伐它，遇到沟壑我们就要去填平它。而且必须生出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承认既成的一切、面对即成的一切才能算最终的寻求。没有过程那有结果，你不走过怎会到达？

要想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必须要面对黑暗，要想在死亡中看到希望必须要面对死亡，要想在毁灭中得到新生必须要面对毁灭，要想抓住坟墓后面的声音必须要走向坟墓。在走向坟墓的过程中或许是灰色的无望的，但抓住了那个声音，而越过了坟墓之后，我们就将看到光明，找到希望。我想这是真正的态度。而对于必死的人来讲这种态度也是必须的。

当我们的大哲鸿儒们或在衣食住行中享受着人生之乐，或沉湎于自然中求佛悟道，享受超越的快感；西方的悲观主义者们却象“动物一样地工作着”，把他们的国家建设成了我们眼中的“列强”。以至于几代中国人走出国门之后都看傻了眼。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根本都没这样想，要把国家建设成这样。

中国有个古老的寓言叫杞人忧天。杞人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人们都在平平静静安安全全的生活，抬头看天，低头看地，谁也没有想过天会塌、地会陷。唯独这个杞人凭空生出很多悲来，来怀疑天会塌的问题，这不是自讨苦吃么？

中国历史一直以嘲讽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这个杞人。而且把这故事编进教科书，当作一种基本观念讲给孩子们听，也就是为了杜绝中国以后再出现类似的傻子。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人的悲哀之处，在历史上被我们中国人嘲讽成傻子的人，恰恰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忧患意识的伟人。如果我们真的顺着杞人的路走下去或许我们会问，天是不是由会掉下来砸着我们的物质组成的？天是由土或石块组成的么？或许我们由此会发现大气层。或许我们还会问，如果天不能塌，那么天里是不是还有其它东西会掉下来，砸着我们？我们因此有可能发现很多星星，甚至会发现组成他们的元素。或许我们会对宇宙有个更超前的认识，或许中国的科学史会改写，因为西方的现代化就是由哥白尼开始的，就是由对宇宙的科学的认识开始的。对宇宙的观念改变了，人们也重新认识现世。但这些或许都被中国人的嘲讽的吐沫星子给淹没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我想这也是一种悲观主义，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句话反说一下，没有近忧哪有远虑（我把这个忧变成了动词）？或近忧也是远虑。当尼采写他的《悲剧的诞生》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讨论一个多么重要的德国问题。而当我们讨论悲观主义的时候，这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问题么？

由于我们对杞人，这个悲观主义者的嘲笑、捉弄与亵渎，就注定了我们中国人要承受天塌下来的报应。几千年后，当鲁迅在“俟堂“里，置身绝望的枯海的时候，他忧的已不是天能不能塌下来，因为他就站在了天塌下来后形成的废墟之上。灾难已经降临。

作为一介微不足道的草民，我有幸也沾染上了一点悲观主义的“恶习”。一双暗淡的眼睛，一脸改不了的愁眉与苦相，总想摆脱厄运，但常常恐怖于他那黑影，懦弱，自卑，瘦小。如果托尔斯泰算富豪的话，我只能算乞丐。这样的生命，一出生就和死亡联在了一起。生存与毁灭一直困扰着我，我常常对创造的严肃性发生质疑：如果让我活着，为什么不让我强壮，如果不想造我，为什么还让我生存下来？正如雪莱所说：我既非众望所归，又非膂力过人。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上帝是在造完一个伟大的杰作之后开始造我的，他已不在乎我了，因为那个伟大的杰作已使他满足。他造我，完全是由于剩余的激情所驱使，造完我以后他就去睡觉，或放弃了造人的工作去干其它的事情了。以吸取力量来进行下一次创造。所以虽然我身上具有一些伟人的性质，但却缺乏了伟人身上的很多关键性因素。我只能算个半成品。因此我就有了一个命定的任务，就是用上帝给我的伟大的东西去揭露他的缺憾。并给这个世界以失败和绝望的情绪。而那些伟人——上帝的杰作，赞美着天造地设的神工时，我却注意到一切软的、污秽的、破损的、孱弱的。他们赞美胜利，我赞美失败。他们走向山峰，我走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