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对吃很挑剔，什么都兴趣缺缺。这让我的父母很是头疼。
有一段时间，她很喜欢吃必胜客的披萨，父亲就天天开了车放学后带她去吃，一直到她腻。
现在，她依然是老样子，一吃饭就捣乱。为了让她多吃几口，父母就哄着喂她，虽然她已七岁。
七岁，记得我当年都可以自己梳辫子，更别说吃饭了。而那时饭也是极简单的，哪有什么海鲜，汉堡的，吃个肉包子还要等到过节。至今，我都不能吃瓜馅的，因为五岁那年中秋，母亲做的瓜馅包子太香了，我一气吃到撑，结果伤了。后来，母亲就跟老公说我的没出息，谁知老公竟摸着我的头说：宝贝，你以后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
因了女儿的挑食，父亲就常常对她说：妮妮啊，你说你多幸福吧，你现在一天的伙食，相当于你母亲一个月。父亲这样说丝毫没有夸张，那是八十年代初，工人的工资水平还是很低，他们加起来也超不过一百元，还要拿出一多半还爷爷的帐——兄弟四个分家，我家得了一片院，院里一座房五棵树，合计两千元。
“这两千块钱就像两座山，我和你爸还了五年才还清。”多年后母亲提起都心有不甘。也是，父母都在城里，乡下的房子根本就住不着，他们不要，但爷爷说，不要也得给钱。于是，他们就一点一点的还。哪像现在当父母的，巴不得把命卖了也要满足孩子。
所以，我对爷爷就有微词。但父亲叹口气说：当年老人也是不易啊。你后面还有二个叔叔一个姑姑没有成家，凭你爷爷一个农民，能有多大的力。
１９９２年冬，爷爷去世了，我当时正在上课，父亲红了眼接我回老家，一进屋爷爷的棺材就放在正中，父亲跪下就哭。我站在那有些茫然，姑姑过来说：妮，给你爷爷磕个头。
去年，偶然翻起相册，看到爷爷当年去部队看父亲时的合影，老人端坐在椅子上，魁梧沧桑，眼神温和，父亲一身军装紧挨着站在旁边，英姿挺拔，眉目清亮。我注意到老人端放在膝上的手，粗黑，还有皴裂，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为自己当年少不更事而懊悔不迭。
爷爷家很穷，穷到填不饱肚子。父亲小时，有次饿极就上别人家的房偷小枣吃，结果被人家扭送到大队，并让父亲磕头认错，爷爷不服，两家就起了争执，爷爷高大，自然占了上风，但人家的亲戚是村长，这下不了了。最后是，爷爷磕头认罪。这件事对爷爷对父亲影响颇深，也由于此而改变着这个家庭的命运。
爷爷开始更加拼命的干了，他听说卖煤挣钱，就带了十五岁的大伯，推一辆独轮车到峰峰去拉煤，来回要走六天六夜，而他们只能每天吃一个窝头，寒冬腊月，他们连个完整的棉衣都没有，等回来，溃烂的脚已和鞋粘连在一起。奶奶一边用剪刀给他们处理，一边哭：这过的什么日子，什么才是个头啊？
那时，奶奶的肚子里已怀了老三，她缠着小脚跟爷爷一起抡锨整煤，结果当晚见红，孩子掉了。
而父亲那时却在上学，他很聪明就是贪玩，但从那件事后，他像换了一个人，拼命的学。
“你爷爷磕头的那晚，用棍子狠抽了我。他一边打一边说如果有出息就给我好好念书，念出个名堂，没出息就去下煤窑挣钱。”父亲坐在摇椅里，阳光照在他身上，他眯着眼，像讲一个古老的故事。
父亲果然争气，他一口气读完了初中，且年年第一，爷爷也因了父亲而有了一些喜悦。初中毕业那年，部队下来招兵，父亲一心想去，爷爷就同意了。
父亲很顺利的选上，领了衣服，可到家那一件件的都不知道要怎么穿，这些穷人啊，哪见过什么绒衣，衬衣的，后来是领兵的教官帮父亲穿上的。
父亲因为有文化人长的也英俊，新兵一结束就直接给团长当了警卫员。第二年，爷爷去部队看父亲，父亲带他到食堂吃饭，老人家第一次吃到白白的米饭和成块的猪肉，竟老泪纵横。父亲看着，回去后自己捂着被子哭了一晚。
爷爷走时，父亲给他背了一大口袋馒头，并把自己身上的棉衣棉裤，绒衣绒裤都给爷爷穿上，并告诉他部队是可以再领的。其实，那个冬天父亲一直只穿着单衣，他的老寒腿就是那年落下的病根。
对于这些衣服爷爷只穿了一路，到家后让奶奶把他们都拆开改做，每个孩子多了件过冬的厚衣。而那一大袋馒头他们七口人足足吃了小半年——只有干重活时拿出一个切碎了撒在锅里当肉吃。
70年代初全国都在闹文化大革命，这个小村庄也没有幸免。因为父亲那时已是一名军人，所以，爷爷家就是两个派系争取的重点对象。那时大伯已经二十岁了，他瞒着爷爷参加了支书这一派——那一派就是让磕头的村长派。爷爷知道后死活让他退出，并把他反锁在屋里一个星期不让出门。不多久，村长派被打倒，那次死了两个年轻人，重伤不计其数，大伯这才有了后怕，乖乖的顺了爷爷。之后，村长及那个人等被推上台接受全村批斗，支书就让爷爷和大伯上台痛诉他们的罪状，很多上台的人说到激动处便拳脚相向，而爷爷又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真是报仇的好机会。大伯冲上去就要打，爷爷一把拉住：站一边去！
“你错了不？”爷爷冲着那个人问完这一句，便拉着大伯低着头下去了。
二十年后，大伯做为村支书被别有用心的人告到县长那，而带头为大伯申诉的人竟是那个人的儿子。
在这场大浩劫中，最可怜的是我大姑。大姑夫是他们村造反派的头，他打死了一位小学校长，被判了二十年，那时大表哥３岁，二表哥未出生。从此，大姑就独自一人带着孩子过日子，至到姑夫回家，其中的艰辛与煎熬可想而知。
后来，大伯成家了，独自过活。家里就剩三叔四叔和二姑了。日子就日渐的有了起色。
在这些孩子里，三叔最能吃苦，也最不爱学习，所以就早早的不上学，跟爷爷下地干活卖力气。父亲说，爷爷分给我们家的院子原是一个大河坑，是三叔和爷爷从村外一车一车拉土填平的，那时三叔才十三。
而相反的数四叔最招爷爷奶奶的疼，一来是他从小体弱又是老小，二来是他机灵嘴甜。三来是爷爷家开了馒头房，条件改善了很多。
每天爷爷，奶奶和三叔夜里三点起来蒸馒头，六点爷爷推着一箩热腾腾的白馒头到街口去卖。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还能吃到爷爷蒸的馒头：劲道，香甜，还有一点点馏黄的味道。尤其是在寒假的时候，我回奶奶家过年，晚上睡觉前奶奶会把馒头切成厚一点的大片放在炕火四周，然后再撒一把花生，半夜叫我夜起后，就从火上拿起烤的焦黄的馒头片就着酥香的花生给我吃。而爷爷则趴起来，把被子捂的严严实实，只露着花白头发的大脑袋，慢吞吞的问我：你知道我们老赵家的祖宗是谁？是赵匡胤。。。。。那些个夜晚我就伴着馒香和爷爷的古老传说酣然入梦。
父亲退伍回来后，在城里安置了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同在城里工作的母亲，８０年１２月我呱呱落地，看起来白胖的我却是一个病秧子、磨人精，给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增加诸多负担，幸亏有身为县长的姥爷常常资助，否则他们恐怕连病都给我看不起。
这是让父亲最为感激的一点，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姥爷家不但没有瞧不起，更是竭力相助。所以，当父亲一步步走上来时，他给予姥爷家与爷爷家同样多的照顾。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也漫延到这里。三叔开了一家磨坊，四叔跑起了运输，二姑嫁了人，大伯也当了村支书，日子就像爷爷的旱烟袋，刚起是一片浓烟，当你使尽的吸几口，呛的猛咳一阵之后，烟锅里就一片红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