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下乡的时候,我们大队革委会里有个人,用现在的话讲叫班子里的成员。这成员虽说不是什么主要领导,可也是一个不能令人小瞧的人物。
他个子不高,很黑,但长得却很壮实,走起路来步子很快。可能是常年不刷牙的缘故,一张嘴让人觉得口腔里混混沌沌的。大队革委会分工他管民兵工作,他便不知从哪弄来了一身老式军服,一年四季套在身上,让人看了很是威风。
那时的村里几乎家家都安上了小喇叭,大到祖国山河一片红,小到丢头猪丢瓣蒜,都会通过小喇叭迅速地张扬开来。这位民兵连长是我们大队革委会成员当中最能讲的一位,所以这小喇叭被他利用的频率就要比别人高一些。只要他闲着没事,也不管是白天黑夜,把扩大器一开,便使劲地喊上一通,无非是什么“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了”、“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了”等等,想起什么讲什么。由于能说,便滔滔不绝,常常一说就是个把小时。那时大队爱开会,只要一开会,他便会张罗着把那些地富反坏右聚到一起,每人胸前挂上一块牌子,写上头衔和名字,再用红笔大大地打上一个叉。让他们在主席台前弯腰低头听他训话。每当这时,他都会很兴奋,左手抓着麦克风,右手举着一根棍子,讲到激动时便带头喊起口号,当群众的口号声响起,他右手里的棍子便飞舞起来,雨点般地落在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头上。
由于他是三代贫农,表现又积极,特别是口才好,所以大队革委会便有几次推荐他到公社去讲用,谈学习体会,谈革命理想,煞是风光一阵子。平日只要他不在扩大器上说话,就会在田间地头上看到他,一身军装,一根棍子,一脸的严肃,东瞅瞅西看看,似乎在保卫着革命的胜利果实。
说实话,那时我是很敬畏他,也很怕他,敬畏他是这个人只念过四年小学,竟能把报纸广播里的词记得那么多,那么牢,口才又好。怕他是因为我是走资派的儿子,不知哪一天那飞舞的棍子会落到我的头上。
过了几年,大约是一个秋日的正午,这个人同村里的一个有夫之妇被人双双地从柴火垛里拉了出来,接下来,遭到了一群人的狠打。等我再见到他时,那套一年四季穿在身上的军装便没有了,听人说,那军装上被人用棍子戳的满是血。几个月后,他便从大队消失了。有人看见他去外地做临时工了。
我回城后,由于每天在忙,乡下的一些事便渐渐地淡忘了。可我对这个人还一直记得,那身军装,那飞舞的棍子。
前些日子,农村的一位朋友来,闲聊中也不知怎么就说到了他。朋友说,这个人前几年帮人盖房子,一根碗口粗的棍子从房子上掉下来,打在了他太阳穴上,死了。
我愕然。他竟会就这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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