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我姥姥的独生女，我还有一个二舅。
我的二舅，原来住在鞍山市立山区太平村。听名字是个村庄，过去当然也是。但是，因为大跃进时代鞍钢的大发展，我去的时候，这个立山区已经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成为蔚为壮观的工人宿舍区了。就像北京的公主坟，只不过保持了原来的名字而已。二舅家门前，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相反的方向，是去千山风景区的通道；二舅的单位，是曙光小学校，他是这个小学校的老工友、更夫。而他们家，却是楼群里的一趟红瓦房。
我在小学毕业之前，每年寒假，都要到二舅家去玩。二舅与舅妈没有孩子，喜欢我去添一点热闹。
二舅是个瘦老头，满脸皱纹，红红的脸膛，短短的白发，还坏了一支眼睛，看起来很可怕的。但是，二舅笑起来却像个孩子，单纯得很。二舅喜欢洗澡，还喜欢结交朋友，经常招聚几个人来家里喝酒，也从来都让我上桌与他们一起吃喝，还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什么对炉山等等地名。二舅妈是个小脚老太太，白白胖胖的，经常头疼。
小脚老太太是我姥姥对她的专称。
我每次去他们家，吃完晚饭，就同二舅一起去学校。他先是到各个办公室看一圈，跟那些男男女女的老师得意的介绍他的外甥。晚上，我们舅甥俩就住在传达室，屋里炉火通红，炕头很热。说起来年头久远，近半个世纪了，那个小学，至今我仅仅记得两件事，一是曾经看见一个年轻的老师，文质彬彬，带着眼镜，手捧书本高声朗读“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刃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读到后一句，脖子就犹如迅翁三味书斋的私塾先生寿镜吾一样的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当然，这是我后来看见王之涣《凉州词》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什么的。还有，就是二舅教我下象棋，马走日，象走田，小卒过河不回还。他下得严肃认真，棋子摔得啪啪直响。棋下到要结局了，二舅就试探的说，我要将死你了，便孩子一样乐不可支地嘿嘿笑起来。
到了除夕，二舅领我回家了。进了我们家院子，他就急匆匆进屋，进门旋即跪在地上，喊着“我妈您老好我妈您老好”的向着我的姥姥连磕三个响头，头砸地咣咣作响。姥姥端坐在炕头受礼，我则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为什么。
我生下来，仅仅认识我的姥姥。我的姥爷、爷爷、奶奶都早已经离世了。
我的姥姥家，在一个叫小北河的地方，姥姥的娘家是个富农，据说家里有围墙，四角有岗楼，还养了枪，防“胡子”的。这个规模按照“阶级分析”本来是应该定为地主的。但是，因为家里的三儿子，常年与猪倌、羊倌吃住在一起，不算完全寄生于剥削，就是富农了。姥姥兄弟姊妹九个，姥姥是老大。据我妈说，她姥爷那个老头非常凶恶，年到了，嫁给贫农的老女儿过不去年了，来找他爹。这个老头竟然说，笸箩里还有一点米糠，你扫一扫就拿去过年吧。但是，他对他的大女儿即我姥姥的话却言听计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太姥姥还来过我们家，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老太太，说话细声细语，非常和蔼慈祥的，每天要我跟她下一种叫“五道”的简单的游戏。我母亲的娘家则是小北河街面上号称“大树根底下老徐家”，是个大家族。据说在我母亲一岁的时候，我的姥爷病重在长春，已经不行了。他们徐家有人在伪满洲国作官的，姥爷就去了长春，去做什么活计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们家父母在家里是不大谈老故事的。这样，姥姥和妈妈就去长春看望病人，结果是，病人死了，她们母女两个人也是死里逃生。当是时，解放军正在围困长春，一罐头金条，连个馒头也换不来。枪林弹雨、险境环生，母女俩胡乱装扮坐马车回到了徐家。从此，姥姥便带着我妈守了一辈子寡。我的那些姨妈说，小时候，谁也不敢欺负你妈，你姥姥厉害啊！可能是姥姥的背后有她娘家作后盾吧。母亲后来说，她姥爷，那个老头看见我姥姥带女儿回家，一脸不屑地说，一个丫头片子，读书有什么用？我姥姥不言不语，自有算计，不知道生活费什么地方出的，竟然将我母亲培养成一个小学教师。
我的父母结婚后，姥姥就一直住在我们家。姥姥说自己年轻时咯血，肺结核，以为只能活到四十岁。结果，在我们家，高寿八十三岁无疾而终，睡觉中离开了世间。徐家的亲戚经常夸奖我的父亲对丈母娘照顾的好。父亲家成分是富农，母亲徐家却是贫农。我想，姥姥高寿，除了家人照顾得好，还有她自己的保养，她吃饭必先用温水洗碗，从来不多吃一口，却长年喝牛奶吃甘草片，她吃了几大瓶子不知道，估计应该有一、二个水桶吧。晚年的时候，脸色鲜艳得超过孩子们。
回头说我二舅。中学以后，我就再不去他们家了，因为自己与同学玩得正天昏地暗，哪里也不去的。一天，听说二舅出车祸了，被一个什么车轧断了一条腿，住进了立山区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我跟姥姥、父母去医院看望。出院以后，他还是一瘸一拐的来我家给我姥姥磕头。
我该毕业了，接受的教育却不及格，安排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当时，党的政策是独生子女可以留城。我妈怕我不能吃苦，就想把我过继给二舅，做他的儿子，这样，我可以免去下乡劳累，将来也可以给二舅送终。事情基本谈妥了，事到临头，姥姥还是给否决了，说小脚老太太不会喜欢我的。这样，我便理所当然地汇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那个时候，一个叫李庆霖的，与《蝶恋花·答李淑一》好像有什么关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知识青年在农村怎么理发也没有钱，老人家就给了他300元，地方则搞起了“厂社挂钩”。我本来应该跟教育系统子女下乡到泗河堡的，因为父亲单位仅仅我一个是应届毕业生，进校管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就说，跟我们企业的孩子走吧，这样，我就也下乡到了小北河公社。在农村，我与我的姥家娘家亲戚都走得多一些。但是，我至今也搞不清我那些姥姥、姥爷、舅舅、姨妈等等与我们家是什么关系，太复杂了。例如，家兄当时下乡在另一个公社，因为某些原因，想转青年点，难度非常大。结果是姥姥出面回到大树底下，徐家众亲属群策群力，找到一个姓吴的书记我叫大哥的给调到他们大队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吴家，是我姥爷前房的娘家。
说到这里，就可以交待我的二舅了。我的姥爷，原来是娶过一房媳妇的，这个女人生了两个儿子后就去世了。后来，姥爷就续弦娶了我姥姥，生了我母亲。我的二舅，原来是我母亲的同父异母兄弟。当然，我就应该还有一个大舅。但是，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早年就离家出走去黑龙江海拉尔什么地方谋生去了，而且是一去不返，再没有回到过河边街上。我的二舅，则是我姥姥养大的，不是母子，亲如母子。还有姥姥的三妹妹的一个女儿，因为他们家贫穷且孩子多，我母亲仅一个，也是姥姥带着，与我母亲一起长大了。
1977年底我回城了，二舅已经死去了。翌年的春天，我与朋友去千山游玩回来，在太平村下了车，想去看看二舅妈。在院子我看见一个年龄同我仿佛的女孩在晾晒衣服，并且与舅妈在一起生活。闲聊才知道，是舅妈的一个家里侄女，过继到他们家躲去了毕业下乡的命运。与我们家当初一样的想法，只是她实现了。
如今，我的父母仍然健在，姥姥已去世多年，亲戚走动得越来越少了。来我们家串门的，一个是与我母亲从小一起玩的六姨姥的女儿，住在小屯，我叫小屯姨的；一个便是那个未曾谋面的大舅的女儿，我的老梁大姐，住在辽中县，去年也过八十大寿了。
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干吗？我是觉得当年所谓的“阶级分析”理论太教条、太片面化，太形而上学了。就我一个普通家庭复杂的血缘贫富关系，我都说不明白，仅仅看人家几个钱几亩地，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好坏善恶？除了煽动仇恨，根本不科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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