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耀千秋 - 北斗六星网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比前清癸卯学制进步之处在于：彻底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束缚；缩短了普通教育年限（3年）；增加了初等和中等补习教育，承认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却“框”出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教育。国民党政府搞的是“三民主义教育”，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定为“国训”，把“礼、义、廉、耻”定为“校训”，进而把“国训”“校训”作为各校公民思想品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把“党义、“公民（公民训练）”、“童子军”作为重点课程，目的在于培养令他们满意的信徒，以长期维系他们的反动统治。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教师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有句老话说得很清楚：“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此话既表现了读书人的无奈，也反映了世人对教师职业的看法，简直是一针见血的。读书做官不成，欲谋一块舌耕之地，也要多方求人，处处遭人白眼。不少教员为谋一席糊口谋生之职，总要在每年的农历六、腊两月学校易人之际东奔西走，投亲靠友，寻关系找路子向校长（多与政府要员、地方豪绅有关联）贿赂钱财、馈赠礼物，以求保住饭碗，这就是旧社会令人心寒的“六腊战争”。有诗述及此事：“一生不幸着儒冠，六腊频催心胆寒，可怜夜半饥寒逼，又向乡邻贷米钱。”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旧社会教师的低下地位、困难处境。即使不在六、腊两月，教师工资（时称“薪水”）也低得可怜，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加薪法规不是没有、但往往都是一纸空文。
　　教师生活虽然艰苦，却有一腔爱国热忱，身体力行，为学生垂范，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噩耗传来，秀山中学、高小两校师生义愤填膺，于10月10日在秀山发起反日运动，发表反日宣言，并组织宣传队深入民间宣传，以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国。
　　1945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拟在四川通南区、华莹山、酉秀黔彭等地创建革命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川东地下党抽派一批共产党员到川鄂湘黔边区的四川省秀山县开辟革命工作。他们是：刘兆丰、谢书年、谢若英、李升震、韦其莹、王树藏。其中，谢若英（四川内江人，1919年3月生）是刘兆丰的爱人，懂音乐，开展工作时为秀山县立中学“校歌”谱了曲。李升震是湖南岳阳人，1915年12月生。韦其莹，四川叙永人。王树藏，是《新华日报》编辑部马西林同志的爱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根据地一批共产党员由谢书年、刘兆丰带领，于1945年8月进入秀山中学，目的是以秀山中学为基点，在本地的农村学生中培养建党对象，通过毕业生作桥梁，在农村开辟工作，建立地下武装，创建包括秀山、酉阳、黔江、彭水四县在内的川东南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
　　革命工作的第一批地下党员中，刘兆丰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刘兆丰，秀山县中和镇人，1917年6月12日生，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肄业，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在上述两校就读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于1938年7月加入中共，在中大、武大都搞过学运工作。武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并接受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的派遣，利用他的二哥刘兆麟任秀山中学校长的有利条件，第一批地下党员一行5人到秀山中学以任教（刘兆丰本人则任教导主任）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的秀山，没有党组织，完全是一块生荒地。在这个山高路远的偏僻小县城里，除了日寇仍下的几颗炸弹声犹在耳、下江人来此逃难的狼狈景象历历在目而外，仍然是非常沉寂的。凤鸣书院身后的秀山中学，虽是秀山最高学府，也不过一潭死水；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不过问政治，不知中国与世界在如何变化。
　　谢书年、刘兆丰一行6人到秀山后，立即对学生进行一些启蒙教育。他们在学校里组织了读书会、歌咏队、报告会等，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与科学知识，指导学生阅读《呐喊》、《复活》、《铁流》、《毁灭》等进步小说和《民主报》、《民主周刊》、《现代妇女》、《大众哲学》等进步刊物，教唱《朱大嫂送鸡》、《你这个坏东西》、《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等进步歌曲，启发学生的觉悟。在不长的时间里，校内的政治空气活跃起来了。同时，他们还在秀山官办的报纸《秀山周刊》上发表文章，讲解国内国际形势，宣传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政治主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
　　半年后，即1945年寒假以前，刘兆丰以增聘教师为借口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钱瑛同志指示秀山中学地下党组织利用边远山区、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有利条件，重点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建立地下武装。为了加强秀山的工作，南方局派刚从延安调重庆，对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有经验的邓昭明（化名邓光宇）赴秀山建立特别支部，领导开展工作。
　　邓昭明，四川宜宾人，1919年生，11岁离家闯天下，抗战前夕参加民族抗日先锋队，接着加入中共，1939年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同年12月，出剑门，越秦岭，奔向延安。后又转移敌后战场，挥戈杀敌，在山西省宁武县作过两年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并任七大代表。
　　1946年2月下旬，邓光宇、刘兆丰和他聘请的李肇英、沈本义、詹玲（原名詹寰）、王永年、卢明华、郝味书一行8人乘长途公共汽车，历时6天，到达秀山。李肇英等6人都是武汉大学学生，还未入党的进步分子。不久，刘兆丰又招聘了进步青年刘惕恒夫妇到了秀山。为了扩大影响，把王永年、卢明华安排到离县城15千米的私立石江中学教书，其余的集中在秀山中学。
　　由于邓昭明是从延安派出的七大代表，从纵深配备和安全着眼，上级党组织规定他不在第一线做学生群众的工作，政治以中间状态的面貌出现，在党内只和刘兆丰、谢书年二人接头。邓昭明的公开身份也是秀山中学教师，教高中班的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物理课，后又兼教英文课。
　　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这年上半年，中山秀山特别地下支部在校内校外都积极开展了工作。校内，除了对学生继续进行启蒙教育外，重点选择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对象。地下支部的中共党员和党外进步教师，利用讲课与改作业的机会，深入接近学生，指导学生运动；同时又通过出墙报、搞歌咏、演话剧、组织读书会和星期六晚会等活动，使得校风大变，学生的学习与思想都很活跃。经过一年多的启蒙教育，许多学生思想开朗，追求进步，同情共产党的主张，厌弃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一批学生已经可以作为地下党的发展对象来培养。
　　1946年秋，地下支部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以进步学生为对象、以探求人生真谛为目的之秘密群众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简称“稚心社”），首批发展了刘朝栋、王烈如、罗福全、罗会全、李宗贵、胡德华等人为社员，翌年2月又发展了刘纲振、王祖念、张国烈等人为社员。
　　在校外，则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县参议会、国民党秀山县党部、县政府秘书、教育科长、督学、建设科长及其他县里知名人士进行了广泛联系。地下支部的两位女同志也走出校门，与秀山的妇女界进行联系。
　　为了和社会人士及学生家长广泛接触，他们还抽业余时间，由外地教师排演了一出名为《繁菌》的话剧，主题是揭露国民党大小官员敲作勒索、贪污受贿的社会风气，在秀城引起轰动。
　　由于地下支部的工作在秀山中学得到不少家长及社会人士的好评，敌人也逐渐注意了他们。国民党秀山当局利用本地教师对特支工作的嫉妒和不满，在校内制造谣言，说外来教师都是些赤色分子，用种种办法对他们进行试探。国民党四川省第八行政视察专员公署（设酉阳）派特派员王用修（中统特务）到秀山指窥探、监视地下党的活动。
　　1946年暑假，秀山中学校长刘兆麟病逝，刘兆丰代理校长。为了便于工作，经过地下支部研究，由中共党员李升震任训育主任，进步青年李肇英和刘惕恒分别担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甚至把许多级任教师（班主任）都换成由外地来的进步青年。学校大权完全落在地下支部手中。由此，与本地教师的利益冲突加剧，一些与反动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教师便勾结国民党特务来对付地下党组织，在社会上进一步散布一些不利于地下支部工作的谣言。
　　这一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内政局极为紧张，秀山形势也急转直下。国民党秀山县党部书记怀疑刘兆丰是共产党，并放出话来：刘兆丰政治上可疑，不能再担任秀山县中学校长。刘兆丰以退为进，与国民党县长彭述信面谈，并递交辞呈；彭述信不管学校有无教师上课，竟然接受了刘兆丰的辞呈。刘兆丰不任校长，外地教员当然不能在此停留。地下支部在秀山费力开辟工作已一年半，现在不能不撤离了。邓昭明作为地下支部负责人，心里十分难过，但形势已经明朗，又是无可奈何的。邓昭明写信请示中共四川省委于江震同志，得到批准，便从容撤离。
　　由于广大学生同地下支部和进步教师很亲近，衷心拥护他们，准备发起挽留刘兆丰继续任校长的活动，被他们婉言劝阻了。为了照顾学生的学业和前途，又便于早日撤离，他们研究采取提前两周考试、提前放寒假的办法来应对时局。学生知道他们要走了，非常遗憾，非常留恋，商量各班轮流宴请他们，依依惜别，情绪十分热烈。
　　194年年底，第一批来秀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分期分批撤离秀山。撤退途中，邓昭明、谢书年、刘兆丰、谢若英等同志被敌人抓捕了，他们这一届地下支部被破坏了。其中刘兆丰于1947年1月在秀山被捕，关押在黔江县城“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的监狱里。在狱中，他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47年3月经营救出狱，同年5月后升任中共川东临委负责人（后任川东工委书记）。其他被捕同志也都被营救出狱。
　　解放后，邓昭明曾任西南区水利电力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研究所所长、数学物理部副主任等职；谢书年曾任重庆第一纺织厂厂长；刘兆丰曾任四川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谢若英（刘兆丰的爱人）曾任重庆市妇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市教育局局长等职。
　　在第一批来秀山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李升震解放后任福州大学副校长，韦其莹（女）解放后任福州市教育局局长。
　　谢书年、刘兆丰他们撤退后，稚心社的学生骨干蒋德发、陈清珍等只好转学，因而敌人高兴得头脑发昏。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不仅稚心社的火种在燃烧，而且党组织立即又派来了第二批人马。这一批地下党员共4人，先后到达秀山。
　　1947年1月，李一平（化名王晓鸣）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张友渔的派遣到秀山。李一平，四川涪陵人。同年2月，周文（化名周国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秀山。周文，重庆人，1919年生，来秀山前为《新华日报》干部、《国民教育导报》编辑。到秀山后，任地下支部负责人。同年8月，川东临委又派宁育圭、彭克静（李一平的爱人）二人到达秀山，同李一平、周文在秀山县立中学会合。
　　第一批来秀的中共地下党员撤离后，稚心社成员想了许多办法与党组织和其他革命者取得联系。他们在与李一平、周文联系上的同时，又与民盟盟员苏平（化名岑本钧）、民协（民主青年协会，新民主青年社前身）会员周纯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同秀山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来了个“敲山震虎”，把秀山黑幕戳了个窟窿。当年端午节后，也就是在北京“沈崇事件”引发的全国性反美大游行之后不久，稚心社利用国民党秀山兵役科科长冉XX侮辱秀山中学高四班女生舒XX这一事实，抓住冉XX开展说理斗争。社员罗会全等人在南门飞机场抓住了冉XX，扭送到学校，让他跪在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面。闻讯赶来的同学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斥骂、吐口水，甚至打冉XX的耳光。后经县参议长熊绍韩亲自来校讲情，学生才让把冉XX带走。这次活动伸张了正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使得稚心社进一步发展，又吸收了聂传藩、邹廷江、池应兴、罗凤云、陈通伦等同学入社。
　　在痛打流氓反动官员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接着从免考斗争演变为“要老师、要读书”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在这些斗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周文、李一平等地下党员高超的斗争艺术。
　　宁育圭到秀山中学后，充分肯定了稚心社的斗争成果，继续对该社成员进行深入的革命启蒙教育工作，使社员们的觉悟进一步提高。当时，学校事务主任贪污学生代管费做生意一事，引发了初中部学生痛打部主任杨秀实事件。10月份，在国民党秀山县教育科的授意下，学校开除了罗会全、严松林等十余名学生。稚心社当即发起反击行动。由刘朝栋带一批学生到本县参议会告急；李宗贵、胡德华则见机行事。学生群情激愤，赶走了护校武装警察，骂走了县督学陈远辉，砸烂了开除学生的通告牌子。学校一片动荡，处于停课状态。后经县参议长熊绍韩出面，才达成了两项条件：学校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撤换事务主任。条件达成，这次风潮方才结束。在斗争中经受锻炼的积极分子，又被稚心社吸收。他们是：李德政、吴再励、喻朝顺、杨胜文、杨正明、刘福昌、杨建儒等。
　　1947年春期结束后，几十名学生遭到了“默退”的报复。但总的来说，秀山中学的这次斗争胜利了，它是全国范围“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学生们检阅了自己的力量。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稚心社继续担负着学运的领导工作。
　　1947年秋期，稚心社社员已发展到三十余人。按照地下党的指示，抓住大好时机，坐下来读书，武装自己。大家发动起来，向进步师生借书，向县民教图书馆借书，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文学书籍有：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铁流》，马凡陀的《山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茅盾的《子夜》，马金的《家》、《春》、《秋》等。
　　为了改善学生伙食，壮大起来了的稚心社派聂传藩当学生伙食团团长，派李宗贵、胡德华等深入厨房与工人交谈，发现了校方侵吞“仓余”等问题，予以及时揭露。宁育圭也以教导主任身份，说服校长张宗沛采纳学生的要求，依靠工友，精打细算，把学生伙食办好。
　　第二批、第三批来秀山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宁育圭都是负责人。
　　宁育圭，四川黔江人，1916年生。1947年2月，他在重庆领导学生运动，组织反美大游行，因在组织工作中身份有些暴露，所以中共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听他汇报后，派他转移到秀山中学领导革命工作。
　　他与周文、李一平、彭克静等地下党员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觉敌人已经对周、李、彭等人产生怀疑，于是将情况向川东临委汇报。1947年11月，李一平、彭克静夫妇撤离秀山；翌年2月，周文也撤离，他们先后去了武汉。
　　第二批来秀的中共地下党员，只有宁育圭未被敌人发觉，他便坚守在秀山中学这块阵地上。
　　刘兆丰撤退以后，张宗沛任秀山中学校长。张是宁育圭在万县求学时的同学。当时，由于该校师资不足，教学质量差，张宗沛请宁育圭回重庆给他聘请一批教师。宁育圭借机于1948年1月到重庆向川东临委请求另外派一批人到秀山来。川东临委此次除派了姚文钰、陈敏珍、罗退之共3个地下党员外，所派的地下工作人员还有：徐介伯、陈一中、曹汝群和冉百科夫妇、周小舟夫妇（二人是育才学校学生）。
　　1948年2月，川东临委决定由姚文钰（姚杰）、陈敏珍（陈家俊）、罗退之（罗广斌），与宁育圭一起组建中共秀山特别支部。特支于5月正式建立。支部书记由宁育圭担任，后因他当了学校的教务主任，既要出头露面，又要应付本地局面，所以改由姚文钰担任。
　　支部分工如下：宁育圭，社会工作；陈敏珍，组织工作；罗广斌，宣传工作。
　　罗广斌，四川忠县人，他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最容易和学生接近，所以由他（陈敏珍作助手）在学生中建立组织，把原来稚心社的骨干经选择后又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作为重庆地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六一社”的分部），首批发展的是刘朝栋、李宗贵、罗福全，后来又发展聂传藩、胡德华等20多人，由他们在学生中开展活动。
　　罗广斌担任高四班级主任（班主任）。因为他年轻活跃，关心学生，善讲故事，很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学生。他讲故事深入浅出，从元素周期表讲到原子弹，从物理讲到爱因斯坦、华罗庚、闻一多、李公朴，从大小凉山的踢踏舞讲到婚姻问题，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和美军的暴行。学生从他的故事中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坚定了信念，充满信心地投身于革命。他重点指导刘朝栋、李宗贵、罗福全三人，从而于1948年5月19日组建了六一社。与此同时，并把正在继续壮大（指定刘朝栋任小组长）的稚心社建成半公开性的进步群众组织。
　　六一社建立后，以稚心社为基础，扩大革命宣传、组织学习讨论，特别着力宣传毛泽东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使学运骨干迅速增加。六一社吸收池应兴加入，稚心社也发展到40人左右。
　　革命烈火正在秀山中学继续燃烧之时，特支发现敌人正在窥探。6月上旬，中统特务冷克明来该校追问罗广斌的来历：与此同时，一个本地教师当上了“秀山县中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后，也煽动本地教师与外地教师闹矛盾。特支决定安排下迷魂阵迷住敌人，好借机转移脱身。于是发动外地教师放出“辛辛苦苦为秀山教育卖力，却受到排斥打击，不愿再呆下去”的言论，六一社则发动同学开展挽留外地教师的活动，并组织代表向校长张宗沛施加压力。就这样，借外地教师去留问题上，把局势搞得扑朔迷离，敌人难辨真假，一时无法入手追查。暑假中，特支得以从容安全撤离。
　　离开秀山前，罗广斌召集六一社刘朝栋小组成员，要代他主持他们离去后小组的工作，又单独向刘朝栋交代任务：紧紧抓住最能调动学生斗争积极性的反学校腐败现象问题，并推向社会。罗广斌说，开展学运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学生、培养骨干，根据秀山特点，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要特别要重视“有理”二字；再就是抓农村基地建设的准备。临走时，他还向刘朝栋交代了上级党组织派遣第四批地下党员与六一社的联络暗语。
　　罗广斌思维缜密，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秀山中学的革命斗争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批来秀山的中共地下党员，全部撤离秀山。罗广斌首先撤离，宁育圭转移到本阳县任教，其他同志也先后分散转移。
　　第二批、第三批来秀山的中共地下党员，均安全转移撤退，又到另外的地方继续干革命工作。解放后，他们又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其中李一平任过《西南青年》总编辑、《辅导员》杂志副总编辑；宁育圭任四川省教育厅中教处长，陈家俊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后又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广斌与杨益言合作，以解放前夕川东地下党的革命活动业绩为素材，创作了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岩》，讴歌了红岩精神。该书不仅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至今仍是对青少年进行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之一。罗广斌虽然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但他与红岩精神同在。1949年8月，受川东临委派遣，辛晓晴（化名辛国仕，四川重庆人）到秀山接替地下革命工作。行前，邓昭明、刘兆丰向他把秀山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到秀山后，他主要依靠六一社开展活动。
　　辛晓晴在秀山有几个便利条件：秀山中学校长（张宗沛之后一届）杨长武是他的小学老师，聘他到秀山中学任教的杨秀芳是他的小学校长，秀山师范校长也是他的小学老师。
　　1948年8月中旬，辛晓睛与党组织给配备的进步教师来到秀山。
　　辛晓睛到秀山后，用暗语与刘朝栋接上了头，就依靠六一社开展工作，进一步壮大六一社和稚心社，并领导了惩罚国民党特务程梦佳的斗争。程梦佳排斥宁育圭、罗广斌等外地教师，使怀念宁、罗的学生对程梦佳十分厌恶痛恨。程梦佳为了破坏地下党领导的活动，居然以“教师联谊会”理事的身份发难罢教。在地下党领导下，六一社骨干分子出面请思想进步的教员敖启瑞、屈尚先、曹汝群等坚持上课，抵制程梦佳的“罢教”活动。六一社、稚心社把校内管理得秩序井然。在校外，由刘朝栋等人起草的《告全县父老同胞书》呼吁：“我们要读书，我们要民主”，传单飞向全县，搞得当局十分难堪。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草草了结此案。
　　六一社、稚心社的影响越来越大，本县的龙池，邻县的酉阳、龙潭都发展了稚心社社员，还组建了赴重庆小组。六一社也在发展壮大。1948年秋期，辛晓晴依靠六一社、稚心社发动学生揭露校长杨再武克扣教师工资和学生生活费的丑行，迫使杨再武下台。
　　1949年春期半期考试时，发生了校长涂家琛打骂高五班学生杨胜文事件。辛晓睛领导稚心社为杨胜文伸张正义，要涂家琛承认打骂学生是错的，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涂家琛不但不认错，反而跑去向国民党县长告状。5月13日拂晓，县长李琛亲率三个警察中队包围了秀山中学，逮捕了刘朝栋等8个学生骨干，还开除了一批学生，被抓的学生其中有10名是六一社社员。由于大家团结斗争，敌人又抓不住任何证据，只好在关押一天后将逮捕的学生释放。
　　1949年9月，辛晓睛逐步把工作转向农村。他派遣六一社社员池应兴（因父亲死了，家无劳力，休学回家种田）到农村发动群众；并与刘朝栋商量，派聂传藩、钱学欧去搞“匪运”工作，与“土匪”作些联系和调查工作，对国民党乡政府的武器弹药作些了解，为武装斗争作些准备。
　　同时，辛晓睛吸取过去的教训，逐步开展统战工作，逐步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因此秀山中学内部教师关系趋于缓和，在国民党政权组织和其他组织内也找到了一些统战对象。
　　地下党领导六一社、稚心社同敌人战斗，一再获胜，吓得敌人胆战心惊，无人敢任秀山中学校长，国民党县长李琛只好亲自兼任。同时，敌人对秀山中学的外地教师一律怀疑，当然也怀疑到辛国仕头上。
　　辛晓睛将情况向川东临委汇报，获准撤离，于1949年7月离开秀山，返回重庆。
　　1949年7月至8月，中共川东临委又派黄石声到秀山工作。黄石声尚在途中时，秀山已经解放。
　　先后四批来秀山的中共地下党员。不但在秀山开辟了一块阵地，还为党组织吸收了3个新党员：刘朝栋、李宗贵、池应兴。特别是他们播下的革命种子生了根、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他们组建的六一社、稚心社的社员都参加了革命队伍，参军参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其中刘朝栋在解放后任过县文教局局长，李宗贵任过中共秀山党校副书记。
　　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时，对秀山中学的地下党、六一社、稚心社迎接解放的工作颇多赞誉。
　　六一社、稚心社在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工作，秀山解放后又纷纷参军、参政，李宗贵还说服父亲，拿出家中全年的收入（3000公斤稻谷）支援解放军。
　　1949年5月加入六一社的社员钱靖（原名钱学欧，秀山里仁乡人），在解放初期剿匪斗争中立下了一次大功。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解放军的一个炊事班长柴仲寿（1947年入伍，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获得过两枚纪念章）因迷路被土匪袁文述所抓。土匪把他关到钱靖家。袁文述以为柴仲寿是解放军的大干部，准备将其杀害。钱靖发现这一情况后，趁袁文述等人打麻将之机，冒着生命危险，将柴仲寿救出来，藏到屋后一个阁楼上。晚上，钱靖向他表明了六一社社员的身份，带着一块大洋和柴仲寿逃出虎口。柴仲寿是华北平原上的人，不习惯山路，钱靖便扶着他摸黑走了10千米的山路，把他送到了秀山县公安局。柴仲寿平安归队，钱靖也参加了解放军。
　　中共地下党在秀山中学领导的革命斗争，教育和发动了秀山人民，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秀山的黑暗统治，培养了革命干部，迎接了秀山人民的翻身解放，坚忍不拔，矢志不移，永垂史册，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