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钓鱼城
——浅谈历史的两面性
文/归隐宋朝
一直以来,有一段历史无数次让我心潮澎湃,有一座小城无数次让我刻骨铭心,有一个人物无数次令我唏嘘不已。这段历史就是南宋抗蒙的历史,这座小城就是帝国西南要塞——钓鱼城,这个人物就是南宋西南的军政首脑张珏。
十余年前,我出差到重庆,草草浏览了当时已经残破不堪的钓鱼城遗址,这可真是“三水夹一山,一柱撑半壁”啊!听了四川省同行们星星点点的讲解,首次了解到南宋抗蒙的历史,可打那之后,竟然很难找得到关于那段历史较为全面及深刻的资料。不过,当时我就对张珏这人物十分感兴趣,萌发出想要写写他的念头,可一直未能如愿。近几年,在网上越来越多的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就越发不敢动笔了。
最近有几件事重又勾起了我的这种念想,一是“最后的匈奴”对于抗战老兵的追访,二是“远去的烟云”关于韩战的理性思索,总觉得应该找个话题说点事了,于是就想到了这座小城,想起了张珏,这个令千万人失去性命的毁誉参半的人物!历史也似乎因为过于血腥而把他尘封得太久了,可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他的身上找回些什么哪?
说实话,让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这段足以令后人荡气回肠、血脉喷涌的历史,竟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久寂无声,掀不起几许波澜。是什么阻止了后世对它的缅怀、追思与拷问?元帝国的统治不到百年啊!作为汉族帝国的明朝似乎也在极力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历史情结哪?一个王朝的兴亡陵替究竟要湮灭多少胜利者的暴戾与征伐、失败者的坚韧和牺牲?所有的血腥都被不惜任何代价的清洗掉了,庶民渴望的太平盛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来临,而多数人也不愿再提及那些逝者曾经的勇气与使命。百姓追求安宁的弱势本能与统治者祈求千秋万代的强力愿望,在这里极为默契地达成了一致。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那些守土保家、披肝沥胆的忠魂们被一种看似合理的理由,或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尘封在历史不被呈现的幽暗的另一面里。令人沮丧和绝望的是,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自然,似乎与我们一直秉持的道德与良知无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刻入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去。
七百多年前,当蒙古大军的铁骑在欧洲大陆乃至阿拉伯半岛肆意驰骋、所向披靡的时候,谁会想到一座遥远的东方小城,挽救了已经绝望的上帝与真主的子民,重庆附近的钓鱼城的守军们炮毙了蒙古的蒙哥汗,这直接导致了激战正酣的蒙古西征大军主力的回撤。当时的西方人和阿拉伯人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是上帝和真主显灵了哪。近代的西方史学家似乎比我们更加热衷于这段历史,他们较为完整地考证了这段历史,称这座使蒙哥汗丧命的钓鱼城为“上帝折鞭处”。历史终于不可避免的将一些人物推到了前台,时任钓鱼城的守将是王坚,副将就是张珏。
我同意有人这样评价南宋抗击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入侵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南宋和北宋一样,在军事上孱弱不堪,似乎两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懦弱的帝国。不错,南宋在面对游牧政权进攻时,确实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然而南宋在防御北方强权的进攻时,却表现得异常出色,不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抵抗北方强权最坚韧持久的政权,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它后期对抗的蒙古政权是世界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
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比较,蒙古征服中亚药杀河流域的强国碦拉汗国和花刺子模国仅用了2年时间;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立伊尔汗国用了8年时间;征服俄罗斯,建立金帐汗国用了15年时间;征服基辅诸公国并使之纳贡用了5年时间。从1241年蒙古铁骑在东欧推进到维斯瓦河与特兰西万尼亚地区,并从中亚向叙利亚推进,到1260年在大马士革附近被埃及马穆鲁克卫队所击败,总共用时42年,而蒙古伐宋用了51年,其中钓鱼城坚守了36年,并且搭上了蒙哥汗的一条性命。
这里,我们无法绕开这样三个人,他们的宿命给那段历史以最为丰富多彩的笔力与诠释,特别是对于张珏和王立的争论,甚至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一位是王坚。自宝佑二年(1254年)七月,王坚任都统,知合州后征调合州5县17万人完善设施,而到宋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二日,蒙哥大汗率诸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汇,进至石子山扎营,宋蒙钓鱼城之战正式爆发之时,钓鱼城已成为兵精粮足的坚固堡垒。关于王坚如何坚守钓鱼城,我不想在此赘述,近几年的相关文献已有详尽的记载,但有三件事不能忽略:一是,前面提到的炮毙蒙哥汗。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的一天,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哥哥、蒙古大汗蒙哥亲自到钓鱼城东的“脑头坪”视察军情,不料王坚早有准备,一发土炮发来,蒙哥汗负重伤,几日后在北温泉殒命,临死遗诏:破城屠赤。这一炮足以使王坚成为世界级名将。当然,蒙哥汗还有死于箭伤和疾病之说,可我宁愿从众相信他是亡于炮毙。据记载,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
二是,钓鱼城被围攻达数月之久,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一日,王坚命军士将30斤的鲜鱼两尾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这是何等的豪迈与无畏!开庆元年七月,蒙军自钓鱼城全线撤退。
三是,宝佑六年(1258年)十二月,蒙哥汗遣宋降人晋国宝至钓鱼城招降,王坚先是以招待来使之礼相待,拒绝了招降,送晋国宝出城,后派军士将其追回,斩首于升仙梯。晋国宝力驳“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王坚淡然道:“来使已放回,我诛杀的是叛臣。”
王坚的结局很暗淡,他受到了贾似道势力的猜忌与排挤,奉调回朝,身居闲职,随后返籍,郁郁而终。
第二位是张珏。我认为他是南宋帝国最后的守护者,除他之外,蒙古大军再未遇到一个强有力的抵抗者。王坚离任后,继任者是马千。这中间钓鱼城曾出现过一次危机,马千之子被元军俘获投降,他数次投书其父,劝马千献城投降。马千面对亲情与忠义犹豫不决,朝廷知晓后恐有生变撤了马千,由王坚的副手张珏接任钓鱼城主将。张珏的军事才能终于得以施展,从而也拉开了他善谋、神勇、忠义、悲壮的谢幕大戏。宋咸淳十年(1274年),张珏被提升为宁江军承宣使,笠年又升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南宋帝国在其覆灭前终于做了一次正确的决定,将四川的重任全部交给了张珏。不久,他率领四川军民经过数十次浴血鏖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但就在这时,有一个坏消息传来,朝廷已经向元奉送了传国玉玺。张珏千辛万苦打开的局面迅速恶化,最终的时刻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对于他的辉煌事迹我也不想多言,只想谈一下他的死。重庆城破,张珏曾数次寻死,都为家人和亲随所阻,后乘船行至涪州被元水军万户帖木儿俘获。关于张珏最后的结局有三种说法:一是被押至大都,凌迟处死;二是押解途中(安西,今西安)用弓弦勒颈自尽;三是被降将梅应春之子梅国宾寻仇所杀。文天祥在得知张珏之死甚感叹,作《悼制置使张珏》诗云:气战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灭,功业竞何如?
有人这样评述张珏:史家在论宋史时称宋亡有三杰,即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一直没有张珏的地位。其实张珏在南宋后期的作为并不亚于宋亡三杰,尤其克服困难,出奇制胜,坚忍不拔之精神难能可贵。只是张珏起于行伍,出于裨将,处于边陲,不如三杰名气而已,这对张珏是很不公正的。明代合州翰林邹智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张珏之功确是关系南宋之全局。
第三位王立。他是张珏一手培养、提拔的一员猛将,也是张珏率军收复重庆并去那里任职之后,钓鱼城的继任主将。当南宋君臣在崖山海战中败亡殆尽南宋彻底亡国后,仍不降蒙的南宋巴蜀战区首府重镇重庆终于陷落,全城军民被蒙军屠杀殆尽。此时的钓鱼城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境内的一座孤城,一件至今令我难以置信的事件发生了。有人是这样描述的:王立坐阵孤城,十分惊惶,这时,宠养府中的王姓美妇劝他投降,免得一城人全被杀光。原来这美妇并非宋将牛乾之妻,而是蒙古汉军千户、泸州守将熊耳的妻子,原姓李,熊耳战死后,只剩她携带幼子,被熊耳部下救出围城,随后被迫投靠真正的同姓义兄——蒙古川西王相李德辉。
为报宋军杀夫之仇,熊耳夫人自愿化名王姓宋将牛乾之妻,将幼子留在李德辉府中,孤身假冒被贩卖的妓奴,色诱王立,混入钓鱼城中充当蒙军间谍。王立贪恋熊耳夫人的美色,加上熊耳夫人对王立困守孤城陷入死地的劝说,终于使王立动了心,他写了请降书,放在熊耳夫人的绣花鞋中,命人悄悄送往成都熊耳夫人之义兄李德辉(川西王相)手中。李德辉遂带数人乘小舸到钓鱼城,接收了城池,同时也接回了熊耳夫人,让其母子团聚。此时王立方知熊耳夫人是蒙军间谍,但悔之已晚。
数月后,当蒙军彻底控制四川全境后,立刻斩杀了王立等20余员投降宋将,但蒙军却违背了蒙哥汗的遗命没有对钓鱼全城军民进行屠城,17万军民的性命得以保全。至此南宋境内最后一座要塞孤城钓鱼城终于失陷,此时距离南宋亡国最后一战崖山海战已过去了整整两年。
我想,熊耳夫人可能是我国古代继西施之后最为出色的女间谍了,而王立也注定成了一个毁誉参半、饱受争议的人物。
钓鱼城护国寺右侧有一座“忠义祠”,历史在这里呈现出极为戏剧性的演绎过程,我们将无法回避它的两面性所折射出来的沧桑和暗记,也使得钓鱼城显得更加悠远与斑驳。还是看看里面祭奉的人物吧,他们是对钓鱼城的修筑和保卫战贡献最大的五个人:余玠,决策构筑钓鱼城的巴蜀军政首长,1242年以“权兵部侍郎”职衔,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在任内提出并初步实现了构建山城堡寨防御体系的战略意图,使后来的钓鱼城保卫战成为可能。冉琎、冉璞,余玠入蜀设招贤馆所纳播州的布衣兄弟。此二人的主要功绩是提出了钓鱼城筑城的建议,并负责实施。王坚、张珏,前面已述,此不赘言。
最初建祠时,奉祀的只有守将王坚和张珏,就叫“王张祠”。乃明代弘治年间合州籍的京官王玺,上报朝廷派员实地查勘,由明孝宗批准后所建。清兵入关,王张祠被毁。乾隆二十四年,知州王采倡议重建“王张祠”。此时,满清的江山已经稳固,便要提倡忠孝节义了。王采增立了余玠、二冉的牌位,共祭本文开头所列的五人,易名为“忠义祠”。
“忠义祠”建成不久,知州陈大文在祠内增祀了李德辉、熊耳夫人和王立,这三个人前面已经略表,他们的功绩就是诱降、献城,从而保全了钓鱼城十几万军民,特别是李德辉、熊耳夫人兄妹对钓鱼城“实有再造之恩”。
光绪十八年,华国英知合州,募资修忠义祠廊舍,将李德辉兄妹移祀别室,将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并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华知州亲自为“忠义祠”撰写楹联: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贰心。可谓忠奸对立,爱憎分明。有意思的是,当地百姓自行另建“贤良祠”,供奉李德辉、熊耳夫人和王立。他们认为,此三人虽对宋廷无忠,却对百姓有义。
其实,争论的焦点在于“尽忠”是否就要“死节”?是否应遵从“尽人事,听天命”的传统信条?让我始终不能忽略的是,在南宋抗蒙战争中,整个巴蜀地区的男丁,已被蒙古军团从战前的1290万人屠杀至82.5万人,钓鱼城是少数几个未遭屠戮的要塞城市。
我记得我游览钓鱼城时,曾有四川的同志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四川人可能并非远古意义的四川人。川蜀自古多战乱,特别是经过南宋抗蒙战争和反抗魔头张献忠(据记载,张献忠退守四川后,大肆杀戮,将当时四川全境900多万人杀至6万人),真正的四川人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多为鄂、黔移民,这一点从相似的语言上就可以证明。
我想,华国英不会无视这个史实,他之所以强调“死节”,可以看看当时的国情,正值甲午战争前夕,大清帝国正处于列强环饲、风雨飘摇之际,民族主义的兴起实属自然。无独有偶,1942年,郭沫若等人在游览钓鱼城时作诗云: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郭对王立等人的憎恨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抗日战争正进入到最为艰苦的阶段,失败的情绪弥漫于陪都重庆,郭沫若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爱国华侨陈嘉庚言辞更加激烈:言和者即汉奸!
时至今日,这种争论仍在继续,多数人愿意以“爱国”和“不爱国”来界定人物操守与品质,我认为,这不合适,至少有欠公允。应该分为“具有忠君意识民族精神的”和“具有仁爱精神民族悲悯情结的”两种人,这似乎与爱不爱国没多大关系,但主要还是看是否“以民为本”,不要动辄就扣帽子。历史就是这么不安分,总是把同一历史现象摆在你面前,让你两难,让你无法给出斩钉截铁的解释与判断,尽管我是倾向于卫国不惜“死节”,但对于这种历史的两面性却深感不容忽视。
钓鱼城,“折戟沉沙铁未销”的钓鱼城,对我来说是遥远的,有点遥不可及了,但她的风骨与气概又总似近在眼前,尽在心底。当年的小日本子又怎能深悟我华夏古国的精髓要旨?他们以为篡取满洲,便可意图中原;解决华北,便可谋据支那。熟不知还有黔鄂、还有云贵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扫叶,得势故也。”日本人又怎知巴蜀之地的重要,当年民国政府退至陪都重庆,终得以鏖战到胜利之日,这是不是一个广义的钓鱼城哪?
王志刚在为钓鱼城旅游资源做的策划案的主旨: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他把钓鱼城规划为世界级的军事圣地、朝圣之地。他认为,以钓鱼城为支柱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是中国古代长城防御体系的第三次飞跃,被称作“没有长城线的长城”。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类的精神意志往往不堪一击。面对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大威势,从欧洲到亚洲,从北方到南方,无数城池或一触即溃,或不战而降。钓鱼城军民却以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气势经受住了一场最严酷、最持久的考验,……谱写了一曲民族气节、人类精神的千古绝唱。我想,这就是钓鱼城所给予我们的人文精神。
有人曾对我的历史观不以为然,认为我的着眼点过于灰暗,站在他们的角度也许是对的,毕竟我们人类始终在追求一种和平、尊重、包容与沟通的济世原则。但是,在大家的道德水准尚未处于同一水平线之前,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实质上仍是各国的立国之本与现行政策的状态下,我认为“世界趋于大同”基本上还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认识和战略准备,同时也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开明与公正的审视我们的历史,找出历史和传统的软肋与羁绊。
“善争者方善和,善和者当善争。‘争’与‘和’之于人类文明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种文明的延续既要善于和,也要善于争,以和为目的,以争为手段,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和’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争’却是传统文化的软肋。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中,一个不勇于争、不善于争的民族注定难逃任人宰割的命运。”而我最想说的是:与国而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虎狼在侧,岂能安枕?厉兵秣马、强国健民,仍然是我们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我想,这绝非危言耸听。
按照我们传统的历史教科书,宋元递嬗之间有一些"必需情节",例如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当然这是象征性的一环,应该提到,但从更宏观的世界史观来看,当时更重要的"特殊情节"倒是发生在合川钓鱼城的保卫战。这场出色的保卫战是我家先祖余玠将军定下的方略,因此请允许我多讲几句。这不完全出于私心,因为这场保卫战既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格局,也改变了蒙古人在元代的统治文化,都属于大文化范畴。
成吉思汗是1227年在六盘山去世的。按照他的部署,他的部队先与宋朝联手灭了金,然后又攻打宋朝。宋朝一败涂地,却在现在属于重庆的合川钓鱼城组织了一场顽强的抵抗,时间竟长达三十六年。
这场抵抗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历史。当时,整个蒙古军的大汗蒙哥正是攻打钓鱼城的总指挥,因为攻下了钓鱼城就能顺利地控制长江流域,南下和东下。与此同时,蒙哥的弟弟旭烈兀继承了成吉思汗浩浩荡荡的西征的步伐。在西征的过程当中,把俄罗斯、伊朗、巴格达、叙利亚、波兰、匈牙利都给占领了,很快又打到奥地利,逼近威尼斯,马鞭已经遥指埃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汗蒙哥却在钓鱼城下被飞石击中身亡。听到这个消息,正在西征途中一路凯歌的旭烈兀掉转马头东还,准备回来即位。结果,留下的少量军队已经无法取得胜利,而东还的主力又发现即位的并不是旭烈兀,便滞留不前,蒙古帝国由此产生重大分裂,征服世界的宏图再也无法实现。这一来,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和埃及文明,免遭根本性的破坏。
这么一想,钓鱼城三十六年的保卫战实在是作用巨大,即便放到世界文明史上,也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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