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8)
用了几乎两个篇幅来讲述鲁迅和胞弟周作人交恶反目,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往事,我总觉得真的是清官断不了家务事,在过日子的碰撞之中,磕磕绊绊,矛盾口角好像都是顺理成章的,而真正弄到你死我活,剑拔弩张,而且两个都是当时文化界风云一时,赫赫有名的人物,大概这一对兄弟算是很少的特例了。所谓,血浓于水,臭是一窝,烂是一块,怎么能至于到这种水火不容的地步呢?
但是,毕竟后人谁都不是当事人,或者是事件的亲眼目睹着,即便是有目睹者,也在其言语不详的暧昧表述之中,足以把人陷入云里雾里,不明所以然的感觉。这是一场或许永远被当事人带走,再也无法还原本相的往事,当事人的三缄其口,足以让这件事笼罩着或许永远拨不开的云嶂。但是,在此要声明我对还有一种说法的彻底否定,这种说法完全是后来人为地拔高鲁迅造成的,那就是这对兄弟的反目完全是因为世界观,政治兴趣不同导致的,这是一种绝对的无稽之谈,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明确,我没认为鲁迅或者周作人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和信仰,以至于足以让她们抛弃亲情,毅然决绝。
其实,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一直也陷入一种困惑之中,原本一个真实的,有详细史料记载,有N多文字存世,离我们并不太远的鲁迅,怎么会在这百十年的时间里,像万花筒一样,被转动幻化出那么多名不副实的东西。当然,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完全是“政治需要”,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目的,总是要为自己扯出几杆旗帜的,很不幸,鲁迅于是就成为它们利益需要而摇曳,招摇的旗帜。于是,新文化主将,旗手,硬骨头等等正义而光鲜的定语都汇集到了鲁迅的身上,只是不知道,他老先生如果地下有灵,会不会拍着棺木怒发喷张呢?把他供到神龛之上,香火缭绕的,而最近这些年却又要把这个牌位撤掉,于是那些不屑鲁迅的人,恨不得挫骨扬灰。在这种忽左忽右的折腾之中,其实鲁迅还是鲁迅,无论你曾经膜拜他,还是如今不屑他,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他的文字就在那里,不冷不热。从赞美到诋毁,人的嘴巴两张皮,咋说都有理。只是对鲁迅先生这样,胸大肌不算很阔绰的人来说,能不能容的下忽而赞美,忽而谩骂,那就两说了。
因为我在这个系列里曾经说过,我从来没认为鲁迅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他过于“阴冷”,就像他留下的这些文字。他过于尖刻,甚至无论朋友或者是别的什么。他的“不客套”,或许与他生活的那个阴冷的时代不无直接关系而已。当然,也不能不说,这完全就是个人的性格使然,所以,当鲁迅挥舞着匕首投枪的时候,胡适这样的大家却一片温和,,这就是修养差异了吧。
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下午的天晴朗了,这是北京的初秋,那时候空气还没被无数的车辆尾气浸染,所以,鲁迅在他的日记之中,洗练的一贯如此的写下这样几个字:“二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搬家了,鲁迅搬家了。搬出了他当年打拼出来的那个寓所,这个新家是他与朋友借了800大洋,匆忙之中购置的。算是一次仓促的出走,显然不走大概也不行。兄弟之间闹到这个份子上,已经无情义可言了,干脆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吗?
“携妇迁居”,这四个字告诉我们,鲁迅是带着发妻朱安一起搬离的。这里我依旧要多说几句朱安。这个朴实而很少有过多文字介绍的女人,这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捆在了鲁迅这部车上,随着他颠沛流离的女人,这个无怨无悔的周家长媳,为了一个名分,她搭上了一辈子的青春和幸福。
我不知道在兄弟反目的时候,朱安做了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当他的丈夫鲁迅要搬家的时候,她选择的是义无反顾的随从。她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人,更不是一名悍妇,她的可怜与可悲在于,她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一个说实话从来没爱过她,只是碍于父母之命的那个叫鲁迅的男人。西三条时期川流不息的女师大新潮学生,那么自由地在她眼皮底下来去自如,以至于后来出现了那个叫许广平的女生,从1925年3月第一次与鲁迅通信起,她不仅成了这家中的常客,后来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了这里。这样的场景可曾刺伤过那个叫朱安的女人,可曾让她有过愤怒呢?
我一直认为,在对待朱安这件事上,鲁迅一如既往的是冷峻而无情的。他很对不起这个伴随他大半生的女人。朱安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当年鲁迅在外的时候,她甚至修书期望在外的鲁迅能纳妾,为周家添续香火,为此还遭到了鲁迅的严厉斥责,但是,她为人的善良可见一斑。
1923年这一年,尽管经历了兄弟反目,但是,鲁迅的事业却很平稳,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等科目。同年的九月,他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也讲述此类的课程。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他和胞弟周作人联手编撰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八月兄弟之间的矛盾就彻底爆发,看这段史料的时候,我不能不叹息,命运这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为捉弄人而来的。
这一年的十二月,鲁迅授课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也是在十二月,他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次演讲,这个演讲的篇目也是鲁迅诸多文章之中很出彩的一篇,它的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这篇源自于对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里面的女主人公命运思考的文章,其实在当时那个思潮涌动的社会,应当说是透着理智和清醒思辨的。这部有着女性解放,女性自由思维的戏剧在中国当时社会也是引起关注和争议的。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是清醒的,他所以清醒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社会最直接,最可怕的一面。所以,当娜拉们打开牢笼的枷锁,试图自由的飞翔的时候,她们或许根本看不到这个社会的凶险和自己的生存能力。于是她们崇尚自由的心,必定被现实击打的粉碎,于是她们只能剩下要么堕落,要么回头的无奈选择。
在这篇演讲里,有很多至今我们依然津津乐道的名言警句: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摘录了这篇演讲的一些语言之后,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鲁迅带着明显的地方口音的这篇演讲讲给在场的女师范的学子们听的时候,她们可曾会意而笑,或者由衷的叹服先生直击了这个社会最本质,最无情的东西呢?
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亦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至此,娜拉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效仿对象。在这样的时刻,鲁迅用一篇泼冷水一般的演讲,直接揭示了最严肃的,绕不开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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