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心态 纠结问题
——广西纪录片研讨会归来记
去桂林开会，我是带着问题去，又带着问题回来的。
本次会议一个单元主题是国际纪录片观摩交流，我就是奔着这个题目参加的。
众所周知，纪录片是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图像和音响素材，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以及作者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的纪实性电视片。基于这个定义，纪录片的创作原则，就是坚持真实性原则。因为真实性原则的确立，纪录片探索事实真相，通过暴露社会弊端，进而干涉现实，亦为题中之义。所以， 查理斯·福格森导演的纪录片《监守自盗》，揭露华尔街因为缺乏监管，肇始于冰岛而引发的次贷危机，漫延为全球金融危机，获得本年度奥斯卡金像奖，是理所当然的。
我所教授的纪录片创作课程，采用了相关的教材。应该说，同类教材中，这部教材是不错的，是适宜的。讲授自拟的“学派与类型”的章节中，必然论及弗拉哈迪、维尔托夫、格里尔逊、里芬斯塔尔、伊文思、安东尼奥尼，等等。这里面的纠结就不少。例如，经典纪录片《北方的那努克》，弗拉哈迪的妻子介绍丈夫的创作方法是“为了真实，不惜搬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够理解为“搬演”的合理性或者借口吗？
其实，问题远不不止如此。
我带去桂林的问题也是因为教材产生的。
教材说：“一部作品总是要表达一定观点。观点正确比真实更重要。观点错了，越真实危害越大。”
“典型的例子是，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是国际知名的导演，先后来中国拍摄的两部作品：伊文思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排除重重困难拍摄了著名的《愚公移山》，生动深入地反映了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受到中国人和国际许多媒体的赞扬。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却引来多种不同政治实体的巨大压力。原因不是具体内容的真实与否问题，而是作者艺术观点的问题”。
教材的态度是明确的：扬伊抑安。
但是，事实是，《愚公移山》1976年在海外传播，翌年“四人帮”倒台，伊文思旋即失业。他晚年检讨的是：“为什么缺乏理智，缺乏批评。”而安东尼奥尼《中国》的镜头，却真实地再现了“文革”期间凋敝的农村，麻木的人们。
我是说，教材作者的观点让人纠结：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的记忆里，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态度的彻底否定的。
不错，纪录片除了艺术表现的真实性，还有一个就是镜头背后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鲁米埃尔兄弟1895年底发明电影，其后拍摄了700多部纪实片，都不被称作纪录片；而直到1923年弗拉哈迪在南太平洋岛屿拍摄《摩阿拿》，格里尔逊才命名这种“镜头背后蕴含着观点”的电影为：Documentary ，意即纪录、文献。当然，作者1920年的作品《北方的那努克》也被追认为纪录片的开山之祖。但是，观点是应该建立在真实性之上，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违背事实的欺骗，难道不是这样吗？
真实性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只有严守真实性原则的作品，才能客观地再现生活的暧昧性与多义性。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客观地表现了纳粹的崛起与迷狂。二战爆发，卡普拉以此为素材，编辑资料汇集类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时，同样的画面，人们看见的是纳粹的黑暗与欺骗。
观点在镜头画面的后面。
观点取决于判断，判断取决于价值观。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终于等来了迟到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姜飞先生。他在《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国际文化形势》中说道：“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处于一个启蒙精神渐变、 但尚未衰败，现代化尚未完成但后现代思潮开始冲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系统完备，但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双管齐下的三足鼎立时期。”
“从国际文化生态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处于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博弈阶段。”
所以，吴邦国委员长提出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想探讨的问题就在这里。
三足鼎立的文化在中国人们的脑子里博弈，一定要拼杀个你死我活吗？有没有可能博弈到后来，各不相扰，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或者和谐为一个新价值观，使后来的人们不再纠结。
可惜，一个小时后，姜先生就下课走人了。
课后，请教几个与会的高校老师，他们或者因为采用的教材不一样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或者因为教授硕士研究生不涉及这样问题，我便只好悻悻而返。
回来自己反思，生活中的判断往往依靠的是常识，生命的黄金树是碧绿的，理论仅仅是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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