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片并不代表弘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新中国电影,倒是最早在国际上获奖的那些动画片,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特色了,如《牧笛》、《大闹天宫》等。而近二十年来在国际电影节上风光的电影,大都是为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而特意烹制的不伦不类的怪味菜,符合西方人的审美需求却没有西方人的面孔,表现中国人的形象却没有中国人的气质。那些偏僻落后的农村故事,恐怕把历史倒退回去一千年,在中国也未必有代表性。拍成电影,一部二部倒也很正常,不幸的是,外国人喝起彩来,他们以为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如此落后如此愚昧,需要他们的怜悯需要他们的拯救。更不幸的是,一些国人把这种得奖误当做了对他们攀登世界文化之巅峰的认可,当做了继续为同类题材奋斗的目标,于是一部部在国内并不叫座的影片频频在国际上获奖。这些电影并不反映这个时代的中国,也不反映民族的历史,更象是记者到人迹罕至的角落猎奇的节目,也根本算不上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我们有些人并不是没有学过基本的历史知识,只是他们不相信历史,他们不相信我们民族创造辉煌的人类最进步文明时,西方那些民族还处在蛮荒时代。甚至于一些现代文明现代科学进步的最早起源都可能源自中国(包括电影与皮影戏的关系),比如我们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我们把它用在节庆时燃放绚烂的光华,让大家多一些笑脸和开心,而西方人拿到火药,却填充到枪膛,来杀戮同类或自然界的其他生灵,使世界增加了流血和流泪,哪一个更能代表文明程度呢?一九八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作品《蝇王》写得很不错,尤其是文明和野蛮的代表人物拉尔夫和杰克,他们的故事也可用来解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我们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开篇中讲“人之初,性本善”,使我们从小就有向善之心,而《圣经》开篇则交代人的祖先是带着原罪来的,是恶的,使人也就不把恶当作一种恶了,甚至为了宗教,可以进行十字军东征,可以屠杀整个犹太民族,哪一种文化更好呢?
当大战的战火熄灭后,西方人就在银幕上继续渲染厮杀的快乐,不惜血本大制作大投入,中国有些人又跟上了这个潮流,拍起了武侠片,以为是国学的代表,但中国何尝真有过武侠时代呢?何尝能公然杀人之后潇洒地行走江湖呢?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的是儒道文化,而儒或道都不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儒家看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认为“域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连国家的武备发展都非常慎重,又安能容许无法无天的所谓“侠客”创造一个不受约束的江湖世界。如果认真读过《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六回的人就会记得一个出身武侠的人物,那就是刘备起兵之初的军师-单福(徐庶),曹操的谋士程昱提起过徐庶“人在江湖”这段往事:“此人幼好学击剑,中平末年尝为人报仇杀人,披发涂面而走,为吏所获,问其姓名不答,吏乃缚于车上,击鼓行于市,令市人识之,虽有识者不敢言,而同伴窃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节向学,遍访名师,尝于司马徽谈论。”他杀了人,官府并不容他,定要查个究竟,虽被救出,他还是退出江湖,没有“身不由己”,而是学习文化,投奔他心目中的大英雄-刘备,他明白无论练成多么高超的剑法,也救不了世,济不了人,真正称雄天下的,并不靠一己之武力。之所以武功并不出众的刘邦得了天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乌江自刎,道理就在这里。
一千七、八百年前叱咤武林的徐庶都金盆洗手了,而我们一些人还在把武侠当做宝贝似的不撒手,拍出来的电影情节简单,只几个花拳绣腿的花架子,找寻一些奇幻的绝境,在远离人烟的所在,装饰成二十一世纪的时髦发式服装,满口说着二十一世纪时尚的流行语,想演绎出中国向一个个国际大奖冲击的电影文化,岂不荒唐。好莱坞大量生产的也未必不是文化垃圾。
我们今天大拍充满武侠精神的电影,而中国却从来是尚文的,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是王羲之的字,是顾恺之的画,是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老庄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孙思邈的药方,是张衡的地动仪,……有很多通天大路的题材可以选择,为何挤到武侠这一偏锋上。
中国新派武侠小说家的金庸、梁羽生、古龙等笔下的武侠英雄最终结局不是悲壮地死去就是退隐山林,总之是不见了,象贾宝玉说的化为一股烟飞得什么也见不着了,因为历史上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武侠逞强的的时代,在小说中又如何可以编造出来。既以金庸的小说而言,往往把武侠人物放到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并都与历史上的真英雄有些瓜葛,情节非常热闹,但真英雄却不是武侠英雄,武侠英雄也代替不了历史,他的封刀之作《鹿鼎记》不得不以韦小宝做武侠的终结者,韦小宝偷蒙拐骗,什么都干,但就是不学武功,然而,居然做成了身负绝世武功的高手都做不成的事业,其作品的深度真可媲美塞万提斯的《堂吉坷德》。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电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但武侠片描写的故事不用说外国人看着神奇,让我们一直上溯几千年的列祖列宗看了,一样会惊奇不已,因为他们也没见识过没有王法只有武林的世界。如果谁的刀剑快谁就能主宰别人的命运和前程,那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的人岂不太傻了。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三教九流、诗词曲赋、中医国画、易经兵法、农耕水利,这些应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主流,武侠文化肯定存在,但只是个别时候个别人的所为,如夜晚的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倏然而逝,不会代替日月照亮什么;如餐桌上的一小碗开胃汤,只用来佐餐,却不能当作主食。更重要的是,大拍武侠片除了使外国人曲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会使当今青少年们把这种肤浅的影视文化当做本来的历史真实,从而低估了古人的智慧,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逐渐丧失。毛泽东早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指出:“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的斗争不相符合的情形。”他们犯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萌芽状态的文艺。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当然现在小资产阶级有了另外的意义,不是一顶贬义的帽子,即使你自己无论如何小资是你的自由,可如果一味拍小资情调的武侠片,离现实生活的距离就太远了,观众只会更少了。香港的枪战片、警匪片加剧了黑社会势力的泛滥,武侠片也会不同程度上让年轻人蔑视社会秩序蔑视主流文化而走入歧途。《尹文子》有一段议论,不仅政治上适用,用于文化事业同样有道理,“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应成为一些电影人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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