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6）
我所以很坚定地要把这个系列写完，更多的是很久以前我和兄弟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曾经对我说：“咱们家你的文笔最好，你应当写一写咱爹咱妈。”我随口承诺了，但是很多年过去后，我写了大量的文字，却很少有很系统的讲述父母的故事。这也是很久以来我内心的一份负疚。
我把这个系列的前面几篇分别发给了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还有什么比亲人的肯定更能鼓舞人心的呢？写的过程，他们也给我不断的修正了我记忆的一些偏差，不断地为我补充了父亲的往事，写着，我的信心就来了，觉得键盘下敲出的那些文字里的父亲，正栩栩如生的看着我。
我们家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非常之深，就如同这一次闻听二姐患病后，我和哥哥嫂子第一时间飞到厦门，一呆就是数月，我们相约，一定要等到二姐化疗的第四个疗程终结，再考虑去留。这期间我推掉了杂志社的一切工作，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但是，姐姐却是我毕生最亲最亲的亲人。她有难，有患我们必须无条件的与她一起分担，与她一起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
化疗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被化疗的药物折磨的姐姐，如今已经挺过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指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用她的话说：是亲情的力量让她加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图任何回报，但是我们坚信，我们那去了天国的双亲，一定含笑注视着我们。
我坚持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最丰富多彩的不是达官贵人，不是权势显赫，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茫茫人海，他们寂寞无声，他们来过，他们走了，但是，在生命的记忆里，他们注定不会被他们的亲人遗忘。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在人海之中，他们就是普通的人父人母，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大爱无疆，什么叫做不图回报。
我参加工作后，拿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十七元五毛钱，我为父亲买了两瓶白酒，据说是当地最好的白酒，那时候我们学徒工是不可以买到这种酒的，是我的一个师傅经常听我说我父亲喜欢喝酒，是她为我搞来了两张酒票。大礼拜的时候，我提着这两瓶酒，奔波了一百多公里，当我把这两瓶酒递给父亲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的冲着我说：“我喝酒我自己能买，你刚参加工作要学会节俭。”但是我却分明从他严肃的面容里读出一个父亲的欣喜和快意。
我经常在想，青春期的我，其实并不是一个过于叛逆的孩子，只不过在那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形成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思想。从借住的地方搬到了家属区，在这里我生活了五年，这五年也是我印象深刻的五年。
一个庞大的战备医院，数千人的配置。还有庞大的家属区，算起来足有几千人，每天半山腰上的广播喇叭都会在早晨六点半的时候播放“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我已经很久不听广播了，不知道这档节目是否还有。
那也是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最直接的声音。文革已经进入了中期，广播里不变的主题是“谴责苏修，备战备荒，准备打仗”当然也还是有“最高指示”，还是有“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喜讯。为了看东方红一号，我和伙伴们爬到家属区最高的山上，山村的夜空，格外清澈，透明度极好，所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我们的卫星在长空掠过，我和伙伴们跳跃着欢呼着。
当然，也有着困惑和不解，尤其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播出的毛泽东新发表的诗词其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心里就琢磨，伟大领袖砸也口出不逊呢。当然，这也就是自己想一想而不敢说的困顿而已。
我的阅读能力是很强的，严格地说，我在初中基本上就读完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尽管那时候并不知道那都是“名著”，但是，我却看了不下数百部。这其中要非常感谢的就是大哥的一个同学，文革期间领着父母出逃的时候，把他心爱的几箱子书和一些集邮品都寄放在我们家，在那段时间，我阅读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也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苏联的托尔斯泰的，契科夫的，法国雨果，巴尔扎克的，儒勒.凡尔纳的，我甚至坚持认为我今天的文字功底或许和我当年的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父亲在他的管理物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来单位图书馆的书籍，文革期间这些书籍统统封存，再加上搬迁，基本这些装在麻袋里的图书都被遗忘。我在父亲的仓库里，阅读了大量的《解放军文艺》合订本，以及《红旗飘飘》还有一些文学作品。这大概是我沾的父亲唯一的光。我会躲在仓库的深处，坐在一个小木凳上，借着昏暗的窗子里投进来的光，整整一个下午不动地方。
到了三线战备医院后，我和地方的同学们混的烂熟，于是在他们的家中我借阅了大量的线装本的话本文学作品。其中有大量的武侠小说，以及大量的章回小说，这些书大都是那种发黄的纸，翻阅的时候觉得都要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撕破了。那一段时间，大概有三四年的样子，我至少阅读了上百册这样的书。
书读多了，难免要生出许多幻想。尤其是那些抚慰济贫，匡扶正义的侠客义士们的故事，更是让我心驰神往。所以，很多年后，当我看到人们热捧梁羽生，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的时候，我颇不以为然，因为那些故事，那些侠士，我早就看过，知道过。
去了大三线的二哥在探家的时候，带回来一台四波段，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他上青藏高原战备工程工作结束后，作为奖励部队发给他们的。这在当时，真的是非常“奢华”的家用电器。可惜我们居住的地方过于偏塞，连半导体的信号都断断续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扯了数百米的铜线，架设了一个天线，果然信号清晰了许多。这让父亲非常满意，公开表扬了我一次。但是，他老人家很快就不表扬了，因为我打开了半导体后，用小螺丝刀把微调电容调的乱七八糟，最后的结果是打开半导体收音机，非常清晰的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是对华广播”。父亲大怒：“你小子怎么把收音机调的只能收敌台？”
当然，还有更惊秫的事情。我痴迷研究“避雷器”，并按照书上的说明，自己动手做了一套避雷设施，为了避免出意外，我特地把这套设置架设在院子的最东段。那个雷雨的天，我坐在炕上，看着窗外大雨如注，接着就看到一团蓝色的火球，顺着我的避雷设施轰然炸下，接着我看到避雷设施下至少有一个平方米的地方被炸出了一个半尺深的大坑。母亲吓的直哆嗦。雷雨过后，我“视察”现场，父亲得意的两垄水萝卜，被炸的横七竖八。这倒好，省的他老人家亲自收割了。
隔壁的徐大叔是一个幽默的文化人：“小子，我看你也不像爱迪生，你这是瞎折腾，要命啊。”
父亲下班回来看到惨烈的“现场”，冲着我就是一通臭骂。围观的伙伴们早已经笑翻了，于是多了一个非常不雅的绰号“爱迪死”。很多年后，我曾目击了一次真的惨烈的雷击，死者的惨状让我不寒而栗。
2011年3月7日星期一
用她的话说：是亲情的力量让她加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图任何回报，但是我们坚信，我们那去了天国的双亲，一定含笑注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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